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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为什么不认女儿一:章诒和：绝不出卖我的灵魂
章诒和，安徽桐城人，生于重庆。为中国民主同盟创办人、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六届主席、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二女。作家、戏曲研究学者、中国民主同盟成员。著有《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等作品。
从公开指出黄苗子告密出卖聂绀弩，揭发翻译家冯亦代在章伯钧家“卧底”，到炮轰将梅葆玖称为大师的说法，感叹京剧完了，中国传统文化没戏了……在过去的这段时间，章诒和的许多文章和言论引发轩然大波，她说这种写作的冲动是源自经历过地狱的人对天堂的向往，她要活下来替在天堂的父母留下一双眼睛去看，说到这里她声音哽咽了。
章伯钧全家福
极度的美好与极端的失望就这样纠结在她的生活与作品里。家族命运在翻天覆地中变化无常，她在“文革”中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坐牢十载。父亲殁于被捕之初，女儿生于囹圄之内，丈夫亡于平反之前。所有的亲人不断地走了，等日子好了些，她蓦然回首，茫然四顾，发现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林青霞与章诒和
以下是《南都周刊》记者对话章诒和
“绝不会出卖我的灵魂”
《南都周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你曾说过写作的冲动，是经历过地狱的人对天堂的向往。天堂是怎样的？
章诒和：父辈随时与我同在，家里有我母亲和父亲的遗像，我每出一本书都要拿到像前跟他们说很多话。我会跪下，我的生命以及我有点知识都是我父母给予我的，我一直这样看。那么我能活到今天，我也一直觉得是天堂的父母在看我。我父亲就很明确地跟我讲过，你要活下来，你要替我活下来。那是1969年讲的。后来他就给我讲伍子胥的故事，让我活着，留下一双眼睛帮他看。
群众运动中的章伯钧先生（1895-1969）
记者：前些年你撰文指出画家黄苗子告密出卖聂绀弩，文章发表后引来“无数的批评和质疑”，这对你有伤害吗？
章诒和：那是有极大的伤害。邵燕祥先生和朱正先生推荐给我原文，他们说你看看这（告密）文章，很多人看了是很沉痛的，很多老作家一夜无眠。后来他们就切磋着把这些人排列出来，推测哪句话是谁讲的。这些是文化人，他们的遣词造句、说话语气、为人态度以及写字方式，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谁一说就知道这是谁谁谁说的，全比出来了。细心人可以看出排队是照着什么排的，绝对不是按姓氏笔画排队，而是按揭发的轻重与多少，我看了之后就大为震惊，非常好的朋友，几十载的患难与共无话不谈的朋友，居然可以这样。想让黄苗子摘掉告密者的帽子，是绝对不可能的，你看看队列中黄苗子的位置就知道了。但人家都不说，我傻里吧唧地全写了。
记者：这些文章是不是跟许多作家晚年的揭秘写作类似？
章诒和：不是，问题在哪呢，这种卧底告密制度，是中国政治最落后的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作品来说一说？我们都知道德国等国家都在做，只有中国不做，其实中国最盛行的就是圈子化。
记者：接下来会写哪方面的书？
章诒和：继续写告密者。也会写我自己是怎样的历程，还是多说说自己少评论别人。那一代人可能有很多缺点，但是拿出来还是很漂亮，每个人都有很多故事，你看看现在的人还有故事吗？我们生活在一个格式里，无非就是受教育然后拿学位，婚姻谋职干活，你有什么故事？即使有成就的人也是他出过什么什么书、开过什么什么会、到过什么什么地方、玩过什么、结识过什么，他有故事吗？他能像储安平、康同璧、张伯驹那样？我所认识的人都是有故事的，我以后写的包括告密者也有故事。我就想把这些故事说出来，我从来不说搞的是历史或是文学，因为我不配我什么都不懂。我就是认识这样一些人，还识字还能写，就好好写，故事多得不得了，可能到死都写不完。
言慧珠女士（1919-1966）
记者：在《伶人往事》中，你对言慧珠的评价是这个女人活得很美丽，死得很漂亮，说自己很崇拜这样的女人。她对你有影响吗？
章诒和：她太敢说太敢当了。有个细节，四个女人打牌，言慧珠奶大，有人说是假的。说曹操曹操到，言慧珠当面把衣服一脱……我很欣赏她。现在有人给我电话跟我说，不同意那么写言慧珠，说她的珠宝首饰是别人送她的，来路不正。当然是男人送的，但人愿意送，能怪她吗？她做事有担待。我入狱前，父亲跟我说，我得判刑，我说那就判呗，充其量十年。当时我26岁，出狱36岁，还能干一番，我父亲非常感动。人活着，有些起码的原则不能改。我绝不会出卖我的灵魂，我不说假话，不投靠权势，不拜倒在金钱下。哪怕喝粥，也认了。
康同璧女士（1886-1969）
记者：现在回头看，一生中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章诒和：苦难。1957年政治上受压迫，社会上受歧视，生活上受管理。周围也有卧底和告密者窥探和监视。你一直处于这种环境，外面越简单内心就越丰富。外部空间被高度挤压，内心空间就高度扩张，一定是这样的。我经常讲我在青春期没爱情，哪个男孩子敢理我啊？就不用想了，好好读书背诗写字，对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说是很不幸的。接着就进了监狱十年，从26岁到36岁，关于饥饿关于疲劳关于肢体的痛苦关于一个人的尊严被当众撕下……你可以见到当年落后、野蛮到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程度，这是监狱所给我的，经历这一切你就会坚定起来，我不能病不能死不能疯。然后我所有的亲人不断地走了，等日子好了些发现剩我一个人了，那怎么活？写下来呗。
“和前辈比我们都羞愧死了”
记者：你现在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
章诒和：我很刻苦，因为我知道我很差，跟前辈比真是非常差。和前辈比我们都羞愧死了，我说的前辈还不是指鲁迅胡适啊。上世纪30年代第三流的文人都比咱们强，1949年前的高中国文班比现在大学中文本科生水平都高。当年，到柳亚子家去看，那就是诗的天地；到张伯驹家，那就是艺术的天地。你再学也赶不上，那个高度是时代抚育出来。我见过真正的文人和艺术家是什么样的。人家玩都能玩出贡献来，张伯驹所有的贡献都是玩出来的，他无职业，是散仙，一个人从早上起来就晃悠，晃悠出名堂。老说人家钱多，现在的富翁能玩出张伯驹那样吗？这个倒退非常的惊人，所以我常常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彻底消亡了。台湾还有白先勇，你再看大陆没有一个白先勇了。你能找到吗？
张伯驹先生（1898-1982）
记者：遛鸟逗狗，琴棋书画，是指贵族精神吗？
章诒和：现在都不谈贵族，谈文人了。所以我觉得除了刻苦没有别的途径了。从早到晚都在学习，不停地看从前的书不停地写。一件事情的叙述我可以写出五段来，比比看这里面哪个好。因为你知道你差，只能用这种非常笨的办法挑出你还行的。现在谁有才啊，都没才。人家那个笔一抬出来就七律，你没法弄，启功先生想都不想那个诗就出来了，现在谈他的诗，跟郁达夫比还差一些吧，但都已经这么出色了。我只有不停地阅读、不停地写，琢磨出自己的文章。章伯钧和罗隆基这些人的故事起码都写了五六年，不停地再改，都说我文字挺好的，那都是磨出来的，不是流出来的。
记者：是不是对现在的知识分子很不满意？
章诒和：如果我们用鲁迅和胡适来做一个标尺的话，中国现在没有知识分子。你非常的悲哀。我在北京跟一些西方的记者交谈，我并没有积极主动地讲，但是西方记者说我对中国的青年学生非常失望。他说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工资、自己的钞票、房子、汽车，其他的不管。他们入党都是为功利入的。他说非常不喜欢你们中国青年人。西方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有时候还比较含蓄啊。
董桥：《清白家风》
记者：你笔下描述了许多令人神往的前辈故事，你最欣赏他们的是什么？
章诒和：首先是有人格，然后有修养、操守，然后有才气。人格第一位。现在的知识分子在重金收买下，人格溃亡。现在最明显的是争课题，争基金。我的学生就经常跟我讲，章老师您甭美。在世故和实务上您十个章诒和顶不过我们一个。
记者：你在写文章时说会看电视会看模特大赛，怎么看现在的流行文化，比如说选秀？
章诒和：现在是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时代，纯艺术已经没有了，即将消失。一切不足为奇，大家就图个乐呗。中国当代文学，用章伯钧的话，从《论语》读到周作人就可以了。董桥、白先勇把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文字基本结构都很好保存了，很不容易。
年轻的白先勇
记者：从周作人再往后呢？
章诒和：我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教育。这取决于教育制度。家教都没用。
“这个时代说贵族会备受攻击”
记者：你刚刚说现在不谈贵族，只说文人，但你讲的故事写的书都是关于当时贵族阶层的。为什么现在会拒绝谈贵族？
章诒和：觉得现在这个时代说贵族会备受攻击，我想还是用文人好一点。我不太想成为很多人攻击的靶子，当然我不会受到干扰和动摇，但是我觉得少一点误解吧。文人的概念更宽泛一点。其实你说聂绀弩先生吧，一辈子也没过什么好日子；储安平先生也一样也没过什么好日子，用文人更合适一点。罗隆基先生是比较讲究的，康同璧先生也是比较讲究的，马连良啊、程砚秋啊、梅兰芳啊、言慧珠啊、叶氏兄弟啊那都是非常讲究的。
马连良先生（1901-1966）
记者：有人说，你写书赚稿费，在北京请大家吃虾，生活很奢侈。
章诒和：我是把钱花完，光着去死的那种人。一人吃不完，大家吃。奢侈不奢侈，自己心里清楚。比有钱有权的人检点多了，他们一餐几十万的都有。我们不就几百、一千。当你的家被无数次清洗、抄拿；当你中午刚在菜市场买了一些小菜、冰糖，十分钟后就有人来把你的小菜和冰糖拿走……你不断经历这这些，就会养成我这种绝不留钱、花光的习惯。大家知道我特大方，我的学生就常说今晚到您家洗去（洗劫），人的生命和情感最珍贵。
记者：小时候你应该也穿旗袍，现在穿衣服还那么讲究吗？
章诒和：很少买，看中了一定买。外地，北京，香港都有。我不是时髦的，身上穿的这个裤子有8年了。我比较保守，我学艺术，舞美里有服饰，有两条要把握，一个是合乎身份，比如我，我是搞教学和研究的，露太多，色彩很跳跃都不好，要尽量内敛和含蓄。第二个是看是否和你的环境协调，比如说昨天一个酒会，我穿的就是色彩很重的晚礼服，结果到那一看，就我这样，恨不得回去换掉。
潘素女士（1915-1992）
记者：坐过牢，经历过苦难，可能让小时候的一些生活讲究都丢了。
章诒和：主要的没丢，其次的丢了，比如现在不煮咖啡了，就用速溶的。母亲在的时候，家里常常开沙龙，女主人晚上穿旗袍，我也有，现在就不穿了，也不戴首饰了。
梅子编后语：章诒和作为中国最大的右派章伯钧之女，经历过地狱般的岁月，她替父亲活下来，成为父亲的眼睛，她把看到的、听到的身边的故事，一一写下来，写给父亲，写给逝去的主角，写给自己，写给我们，“拂尽了红尘黑雾，还他个朗月清风”。
章诒和为什么不认女儿二:章诒和|山雨过后，总是凄凉调
作者:章诒和、吴虹飞、覃宪秋
1970年，章诒和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20年。
“监狱里蹲了10年，从28岁到38岁。出狱后噩梦十载。白天奔波劳碌，夜晚被人追逐残害。梦中惊魂不定，醒后大汗淋漓，再多的安眠药也是无效。”
岁月的刀剑从她年轻而充沛的身体穿过，留下了看不见的洞缺。她的私人记忆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汹涌的已经不再鲜活，而狰狞的依旧触目惊心。
她的众多作品中，最富盛名的当属《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这些沉痛之作，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人，也记录了他们的光鲜与屈辱、闪耀与消亡。
什么叫“文字”，读一读章诒和就知道了。作家毕飞宇说。
“《往事并不如烟》我读过不下3遍，起码买过10本，推荐给不同的人看。”毕飞宇从未见过章诒和，他说，“我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书写者，才华横溢、功力深厚、目光深沉，这样的人不可能被一种叫‘小说’的东西难倒。”
他认为，“她的老底子很硬挣，我们这一代的作家比不了的。其实我更愿意用一句老话来谈论这个问题，‘腹有诗书气自华’，章诒和的文字就是那种‘气自华’的文字，靠抖机灵一辈子也学不来的。“
贺卫方也赞誉章诒和的作品，“在汉语世界里树立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
有人说她笔下有怨气。曾有署名“田继贤”的文章如此说：章诒和女士似乎仅仅只是沉浸在自己对历史的怨愤之中，却不愿意以更博大的胸怀，理解历史。
而她的行文锋利，往往带着一股“痴气”，像是习武之人的“大力金刚”。
她撰文直指当年黄苗子告密，冯亦代卧底，又炮轰梅葆玖“大师”之名，引起轩然大波。
翻译家蓝英年说：“文革期间她被投入监狱……我没有过她那样的经历，但对她的经历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有‘反右’挨批判和‘文革’蹲牛棚的经历。我的经历乘上几倍便是她的经历。”
痛是她自己的，别人即使理解，也未必能感同身受。
她开列了10个女囚名单，打算以她们为原型，写10个故事，也就是10个中篇小说。至今她们可能活着，也可能自杀或老死。所以，“我只能写成小说。”
“《杨氏女》写通奸杀人，再下一本书叫《邹氏女》，再下一本书叫《吴氏女》，都是通奸杀人，我最后会讲一个中国关于性问题，我会很好地讲，因为我一直在落泪，我在监狱里面和她们生活了10年。我觉得中国的性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她说，自己从不考虑书是否查禁、是否畅销。把4本小说写完之后，会重返民国，首先是写民国的伶人，会写戏班、男旦，之后重返散文。
对她而言，写作已经是最大的欲望。除此之外，人活着的最大的乐趣就是，“有事可做，有饭可吃，还有几个朋友。事，有意义又有兴趣的事。饭，是好吃的家常饭。友，是过心的朋友。”关于生死，她说得干脆利落，轻描淡写：“死亡是生命的最后形式，等我把所有该写的都写完，我会自觉寻死。没有墓志铭。”
名门之后
章诒和说，影响她一生最大的是她的父亲章伯钧。
章伯钧早年就读于柏林大学哲学系，对于德文版的《资本论》颇有心得。1923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回国后参与北伐、南昌起义，1927年底，脱离中国共产党。1941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
1942年，章诒和生于重庆。
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章伯钧同沈钧儒等人转移至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和与中共的合作，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任主席。1957年反右之时，他被划为中国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至今尚未平反。
5岁的章诒和随父亲旅居香港，就读于培正小学。当时战局尚未明朗，而香港相对平稳的环境，足使年幼的她免受战乱之苦。
章伯钧交游甚广，往来皆是名望之士。章诒和自小便得耳濡目染，虽不明就里，但也印象深刻。
“1948年在香港，马来的燕窝大王曾送给父亲两大口袋燕窝。回国后我爸忙，我妈也忙，谁都顾不上吃，一直搁在堆放杂物的房间里。”几十年后章诒和在《最后的贵族》里如是写道。
1948年，国民党渐落下风。章伯钧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章伯钧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举家迁至北京，住在东吉祥胡同10号——在这里，章诒和从少不经事，直至卷入大时代洪流，见证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沉浮。
章伯钧算是建国功臣，回国后受到重任，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
一家人住在大四合院中，中央配给别克小汽车、警卫、保姆、厨师。进门是阔大的庭院，迎面是楹联、花坛、鱼缸及树木。八盆腊梅在正房前廊一字排开，枝干遒桀、纵横有致，足以入画——送花者是梅兰芳。
由于章伯钧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得以保留：早餐必定是牛奶面包黄油，西餐亦是家常便饭，下午一道西式红茶配甜点。
章伯钧夫妇为人慷慨大度，酷爱文雅之事。章伯钧生平大量收集字画古玩，闲时或翻阅古籍，或看原版黑格尔。到1966年，他所藏字画达七千件，古籍20万卷，另有非常丰富的近代史资料和外文书。足够开个陈列馆了。
除了诗书文墨，章伯钧还爱花。几十年后，章诒和在文章里写：“父亲喜花草树木，庭院里养的花木数也数不清，说四季有花香，是一点不为过的。在北方，植物的越冬是个大问题。为此，父亲在西跨院修了个花房，把娇嫩的花木集中到这里。”
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写得一手漂亮书法，周恩来有所耳闻，曾点名她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题字设计。章伯钧时常在家开会待客，史良、沈钧儒、储安平、罗隆基、胡愈之、周新民、吴晗、闵刚侯、许广平以及柳亚子、齐白石、梅兰芳、马连良等人均是座上客。
章伯钧夫妇并非奢侈之人，但注重待客之道。每次招待贵客，用餐配以清代官窑瓷器，茶点精细，而章诒和照例是不能上席的。她只能躲在玻璃隔扇后面偷看偷听。在这个屏障背后，她看到了史良的风情之美，储安平俊秀的侧面，罗隆基的风度翩翩，这些知识分子或优雅高贵，或狷介风流，穿透玻璃隔扇的缝隙，投射在她的心墙之上。
当时章伯钧夫妇的收入不低，但为人大方，时常接济朋友亲戚，而自身所用节俭，生平最大花销，无非两样：收藏字画古玩，以及招待朋友同僚。
一次待客之后，隔日史良派人送来两打簇新毛巾——她在章家做客时，看见卫生间里的毛巾已经形如带鱼，遂送来新的，敦促更换——“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
北大教授孔庆东曾对章诒和所忆叙的生活方式大加抨击：“……我们家毛巾是工厂发的，是社会主义给的福利品，一年发两条毛巾，我爸发两条，我妈发两条。而他说毛巾要天天换，不然过的不是人的生活，床单是每天一换，洗的很白。书里边赞美很多东西，都是不自觉流露出来，在我看来都是有问题的。”
山雨袭来
1957年，反右开始。
这一年章诒和15岁，在北师大附属女中念初三。读过不少诗书，见过不少名士，对于人情冷暖、时局善恶也开始略有感触。
章伯钧自建国后一直担任《光明日报》社社长。起初满胸抱负，冀望将《光明日报》办成民主党派监督性质的报纸，后因政局所致，无法大施拳脚，日渐疏懒下来。
整风运动和“鸣放”开始后，章伯钧一潭死水又被吹起，拉来九三学社的储安平，齐力对《光明日报》进行整版改革，发表了一系列轰动效应的社论，甚至与《人民日报》唱对台戏。此时时局已悄然转变，由整风变为反右，储安平迎面撞枪，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此文一出，举国哗然。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是为什么？》社论，毛泽东发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号令。章伯钧、储安平、罗隆基应声落马，成为当时的头号大右派。
章伯钧夫妇被撤职，行政降级，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一家人生活尚无忧虑。
但人情冷暖已尽然显现。树倒猢狲散，昔日高朋满座，此时早已避而不见。
章伯钧无事可做，内心苦闷，终于一天突发奇想，立意要章诒和学习文墨书画。正是这一决定，使得章诒和结识了真正的前朝遗贵，张伯驹夫妇。章诒和师从张伯驹夫人潘素，学习国画。章家与张家至此结为淡如水而又浓于血的君子之交。
张伯驹闲云野鹤式的名士做派，潘素面慈心善的待人接物，成为章诒和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而不久之后，康有为之女康同璧，不避时局，主动结识章伯钧，也使得康章两家结成长达数十年的善缘。
章诒和原本立志于考入北大历史系，由于出身问题，只能考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文学系，因为在日记中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遭人发现，得罪了江青，1963年分配到四川省川剧团艺术室工作。
文革开始后，昔日的右派遭到批斗、抄家。章伯钧一家被抄得只剩下脚底的地板和头顶上的天花板。之后，红卫兵仍频繁上门。
“……我家经过无数次的抄家，只剩下板床，木凳，棉被之类……看见我们的手腕上还有表。于是，把表‘洗’了。其中包括父亲送给母亲的‘摩凡陀’、送给姐姐的‘劳力士’以及他自己戴的‘欧米茄’。他们走后，母亲发现晚饭后放在桌上的一块冰糖，也被红卫兵‘洗’了……”
为了保护女儿，章伯钧夫妇决定委托康同璧收留章诒和。康同璧及女儿罗仪凤欣然应允。
在康家，章诒和见识到真正的贵族生活和贵族品格，以及在大时代之下，这一群人的抵抗、坚守和挣扎。
这些记忆在章诒和的心中一生不灭。
被批斗的知识分子惨死屡见不鲜，自杀也已经司空见惯。张伯驹夫妇也遭到批斗，储安平留下遗书，下落不明。而在康同璧的坚持和安排之下，章伯钧在康家与被批斗至重伤的挚友章乃器见了人生中最后一面。
锒铛入狱
1968年，开始抓“现行反革命”。章诒和被勒令回到成都原单位。她知道前路危机重重。回到成都，遭到批斗和审判。1969年5月，父亲去世，章诒和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8月，康同璧去世，章诒和也未能见上一面。
1970年，章诒和被判“现行反革命”。在狱中，章诒和学会了骂人、打架、偷东西。因为要生存。“打架骂人，是犯人之间流通的公共语言。我能像原始人那样用拳头撕扯扭打；像老泼妇那样当众骂街。偷，专偷吃的，是因为饿。饿是什么？是一种关乎生命的本质性痛苦。说句不好听的，除了厕所里捞出来的，不吃，我什么都吃。”
她看到无数年轻女囚的旺盛求生欲，善良懵懂的本性，同性群体里滋生的争斗、互陷、爱欲和憎恨，以及在厚重高墙之下绵延不断的绝望。
她曾经接受管教干事派下的任务，和其他几个罪犯一起监听记录一名女囚的反革命言论，以此立功减刑。任务完成后，女犯被判枪决。但她不原谅自己，自判有罪，感觉自己正在变成最丑恶的人。
1979年5月，在监狱外等候了十载、刚结婚半年的男人突发胰腺炎去世，就死在章诒和怀里。同年秋天，章诒和平反出狱。她已经不太会与人交流。回到北京，母亲设席庆贺，亲朋好友都来了，在王府井东来顺，章诒和一言不发，独自吃完6盘羊肉片。
女囚的故事
“我要写女囚的故事，这个心思在1979年就定下了。”那时，章诒和刚从四川返回北京，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报到。拿到借书证，就去图书馆借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小说《不幸的一群》，看罢恸哭。“那时母亲健在，她抱着我，我不敢讲。她的心早已破碎。”
“散文不用设置人物关系，而小说人物关系的设置就至关重要。散文里，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在小说里，主观情感不可投入过多。一切都不熟悉，一切均需从头学起。”将真实的犯罪故事一点一点铺笔写来，情节、框架、起始、收场，她感觉写小说“很吃力”。
刘氏女杀夫的故事，章诒和讲过给吴祖光听，吴祖光激动得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其实，后来她还讲给“卧底”冯亦代听。冯亦代听罢回家，3日后打来电话，说：“两晚没睡好，小愚，你写出来吧！多么好的小说，也是一部电影。”章诒和说，自己会说，但不会写。冯亦代说：“你会写好的，如有不足，我来帮你。”
她认为自己讲的女囚故事，都属于这个范围——“是一群向男人施展魔力的美丽女人：淫荡、放肆、轻佻和凶残，像嫉妒的妖精、复仇的狐狸、缠人无数的蛇蝎，以及受人厌恨的同性恋等。她们最后大多是不堪收拾的下场。在正经人眼里，我写的都属于鬼怪类人物。”
“有些东西不可逼视，它的名字叫丑恶。但是，请不要忘记，在世界文学史上，这种‘丑恶’能成为美丽的花朵。”
她以为：现代色情“表演”其恶劣性、极端性远远超过了从前。“无需举例，打开每天的报纸，你就自然明了。我们只是个表面上的现代国家，审美意识上的精神分裂症很严重。”
“爱即惩罚”的小说
人物周刊：《刘氏女》和《杨氏女》两部作品，写的都是女囚，犯罪都是杀人，不同的地方是犯的罪情节不同。《杨氏女》描述了一场“鲜血飞溅的爱情”，而其主题也是关于“爱即惩罚”，这是否反映了您的爱情观？
章诒和：最美好的爱情应该是除了感情外，不附带任何条件。何无极与杨芬芳的情感基本不附带任何条件，属于性爱，双方都保持对情感与肉体的强烈渴望和追求，既不明来路，也不问归途。当何无极被枪决前，在手腕缠上那方手帕，刻意把杨芬芳手绣的小红花图案朝外，为的是希望死前，能让心上人看上一眼——写到这里，我停笔大哭。
正如我在“笔谈”里写的：“有这样男人爱自己，我也知足了”。如今还有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爱情吗？当下，功利因素渗透于情感生活，不是个别现象，已达到社会全覆盖。爱情变成了利益的互惠和互换、条件的权衡和平衡，“没房没车，一切免谈！”非常可怕，也异常悲哀。爱，是包装的；包装了，才好出售。它不再是放下现实的浪漫之旅。至于我嘛，大右派的女儿，谁敢接近你？之后就是坐牢。出狱后，就是解决婚姻问题。觉得彼此的条件还适合对方，就“结”了。
人物周刊：10年的牢狱生活中您收获或者反思最多的是什么？监狱中的人性往往暴露的更为彻底，这让您在人性的认识上有什么变化？
章诒和：女人犯罪，经过法律的惩处，开始服刑。在漫长的刑期里，她们绝不是穷凶极恶，天天歹毒，处处残忍。在严加看管和求生欲望双重作用下，人性的里面另外一些东西就显露出来。尤其是长刑期的（15年有期徒刑以上者），都比较踏实，肯劳动，很多人心灵手巧。虽然互相揭发检举，但当同室的犯人重病不起，或上大刑的时候，她们的同情心就表现出来。女囚们个个在暗中追求美，并在难以觉察之处表现出来。犯人相处，是不许产生感情的。其实，情况恰恰相反，狱中有不少同性恋，原来她们不是，进了监狱才成了同性恋。我的下一本书《邹氏女》，会涉及到这个问题。进了监狱，我深深地感到：人性是永远琢磨不透的，也是永远变化的。监狱泯灭不了人性。
人物周刊：您的《杨氏女》中对于罪恶似乎有一种美化的倾向，“有罪的相恋也比干净的夫妻要好”，这种罪恶仅仅是体现在情爱中的罪恶么？
章诒和：中国正式夫妻和家庭，有的打造得跟集中营相差无几。你从外面看都很好，很稳定，很幸福，里面究竟如何，只有自己知道。用台湾作家许常德的话来说，就像个罐头，新鲜是唯一没有的东西。责任远多于快乐，彼此毫无抗拒地接受了。谁能不无奈？能欺就欺，能骗就骗，没有哪个把问题端出来。况且人生之路走了大半，渐失年少时的梦想和勇气。与其这样一辈子，不如强烈地、无顾忌地相恋一阵子，不必和主流妥协。所以，我要说：“有罪的相恋也比干净的夫妻要好”。你要说“这是对罪恶的美化倾向”，我认了。我喜欢罪犯，因为自己就是罪犯。爱本身是没有罪的，从审美角度来看，是美的！
人物周刊：对一些质疑您的新作“文学性偏弱”，“不及早期作品”的声音，您怎么看？
章诒和：很严肃地写作和能把作品写得很好，是两回事。任何从事写作的人，大概都不是一部比一部好，我以为能够做到“不失水准”，所有的文字维持在同一水平上，就很难得了。说我最好的一部作品就是《往事并不如烟》的人不少，我听了，很高兴。
人物周刊：有人说，部分人物形象概念化，缺失细节描写和真实性。您怎么看？
章诒和：关于真实性问题，容我解释一句——小说中的一切、包括细节，都来自真实的生活，我缺乏的是虚构。之所以写小说，因为监狱的人大多活着，不像“往事”系列里的人都死了。所以用小说文体，免得惹麻烦。
坚持下去，智慧生存
人物周刊：当年不少大学者、知识分子之间互相揭发，兄弟阋墙，斯文扫地，人性丑恶的一面集中暴露，在人的良知面临严酷外部环境考验的情形下，个体最优的选择是什么？
章诒和：趋利避害，人之本能。当外力异常强大，人是可以改变的，这个改变，包括他的内心。对某些人来说，有些东西是永远夺不走的，由古至今皆如此。并非只是“当年大学者”才暴露人性中的弱点和丑恶，况且这与学问多少并无太大关系，是吧？即使今日，一些不错的知识分子，在看到某人受折磨的消息，不就准备移民吗？当一只大手掌握着你的身家性命且危及家人的时候，人的软弱性就表现出来了。重要的是去掉“那只大手”，而非一味地谴责人的怯懦。我还以为屈从政治和屈从金钱，从人性角度看，两者是一脉相通的。至于我，在压力面前我不会后退一步。以前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理由也简单：我七十了，无家无后，大牢坐过，加之，早就不想活。可以说，章诒和是个特例。比较好的选择是——坚持下去，智慧生存。
人物周刊：您的题材多取自文艺、知识界，这是你熟悉的领域，有没有考虑过扩大写作的范围，把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的经验都包括进来。因为有一种批评，认为您的写作中参入了私人的情感成分，作为“史家”，没有超脱出一家一族的限制。在个人叙事和宏大历史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张力，您是如何把握这种一种平衡的？或者说，今天的我们还能够找到这种跨越了各种政治派别和文化取向的历史共识吗？
章诒和：我没有那个本事，也没那个雄心，“把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的经验都包括进来。”我写作很痛苦，常流泪，也就是你所说的“参入了私人的情感成分”。但我总觉得，任何作品都势必“参入了私人的情感成分”。
关于“史家”一词，这是个误会，我很早就声明了：我不是史家，也不是作家，写的东西属于“非文非史”。去年开了微博，在自我介绍里也讲得很清楚：自己是一个讲老故事的老人。朋友们愿意听就听，不想听就别听。不少作家能在“个人叙事和宏大历史之间”游刃有余，我很羡慕。但是，跨越各种政治派别和文化取向，达成共识，并以文学方式呈现出来，在大陆我现在还没见到。像《巨流河》那样作品，我们这儿没有。因为现行的教育制度培育不出齐邦媛来。
人物周刊：您的身份，可以说是作家，但写的又是历史，您如何规避文学表现力和历史真实之间的矛盾？
章诒和：我只管讲故事，从不想它是属于文学还是历史，由于根本不想这个问题，所以感受不到“文学表现力和历史真实之间的矛盾”。
我的经历和我所知道的故事，一辈子也写不完。所谓表达的技巧，我以为能把内心的东西写出来，就是最好的表达技巧。我所写的东西当然存在着许多毛病和缺陷，我一直缺乏自信，从不觉得自己的东西有多好。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人物周刊：您笔下的那些人物，无论是储安平、史良、马连良，他们的生活或精神特质在当下我们的生存环境中还存在吗？您认为真正的贵族是不是他们那样的？如果存在，是存在于哪些人身上？
章诒和：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史良、张伯驹以及马连良一辈人永远消失了，以后也不会有类似的人出现。比如，现在的收藏家不少，藏品也是极好。但没有一个人像张伯驹。如今办报纸杂志的人也不少，有的人在左右夹击下突围，搞的也是颇有些声色，但再好也不是储安平。
人物周刊：记录这些往事，您认为最大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否可以作为对后来人的一种警醒？
章诒和：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父辈一个个含冤而去，罗隆基还没有子女，他的亲戚到北京，拿走了他的藏品，独独不要他的骨灰。简直悲凉入骨！“文革”中的我就暗中发誓：一定要活着走出监狱，一定要讲述他们的故事。这是我写作的动机，同时也是我写作的意义。
人物周刊：我看到一些文章说，您因为在《南方周末》发表这样的文章也被人诟病，还会被人攻击，您遭遇了什么吗？
章诒和：受攻击的文章有两篇，《告密》、《卧底》。攻击吧，也许还不只是攻击，准确的说是对我“五路包抄”，一路就是告状，每次都成功。对此，我当然有烦恼，但我不畏惧，也决不妥协。也许有一天大陆的秘密档案向社会开放，大家就一定能看到更“惊心动魄”的故事。
人物周刊：有人读《往事》，也从一些篇章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您似乎有一种强烈的精英贵族意识，比如当年饮食的细琐，有人认为几近于炫耀了。有人将您称为“最后的贵族”，您对贵族的理解是怎样的？
章诒和：储安平在《英国风情录》一书里，有专门一章谈贵族。我以为他说得不错。归结起来有：英国人以为真正的贵族绅士，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甚至能为他人而牺牲自己；不仅是个有荣誉感的人，并且是个有良知的人；他们很富有，非如此不能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准；但另一方面，又看不起钱，认为一天到晚想着钱的人不是贵族。英国贵族一般对收藏、艺术、设立博物馆和慈善事业，很热心。
人物周刊：看到您接受采访时说到，能够从10年牢狱中活下来，只是因为想把父辈的生活展现出来。在真正回归常人生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其实还有些别的什么是值得眷恋的？
章诒和：除了写作，我没有别的兴趣和欲望。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为人慷慨大方，慷慨大方来自一个目的——一定要赶在死前把家里的东西都处理干净。不信，可以问我的律师浦志强，跟他交代过的。我一人独处，有时会上微博，就等于串门，和街坊邻里聊天，感觉身边有个群体，有人间温暖。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写一本自传去讲自己的故事？
章诒和：我现在写作，常常是泪流不止；将来若写自己，则很可能哭死过去。所以，至今没有勇气说：章诒和会讲自己的故事。
人物周刊：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章诒和：父母，影响我的一生。我性格和知识都是源于他们。因为政治原因，我受到牵连，但我引以为荣！用朋友的话来说，就是“章诒和以前的痛苦和耻辱现在都成了她创作的资源和财富”。
人物周刊：在经历了如此多的风雨之后，死亡对您意味着什么？
章诒和：死是生的一部分，写完就去死，死很幸福！我好到天堂见父母，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章诒和为什么不认女儿三:章诒和：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像
【博海拾贝】
章诒和：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像
作者: 章诒和
康同璧，女，字文佩，号华鬘，广东南海人，1886年2月生。康有为次女。早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哈佛大学及加林甫大学，毕业后回国。历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长、中国妇女会会长。曾在傅作义召开的华北七省参议会上被推为代表，与人民解放军商谈和平解放北平事宜。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是北京市人民代表，第二、三、四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8月17日病故，终年83岁。
——摘自《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
我在校读书的时候，有位同窗是城市平民出身，那个年代由于阶级成分好，很受组织信任。当我毕业发配到边陲，她被留校当了研究人员。到了“文革”时期，自然又是造反派成员。“改革开放”以后，她突然宣布自己本乃末代皇帝宣统一个妃子的近亲。“哇！灰姑娘一夜成公主。”——自信息发布，与之共事数十载的同事，无不愕然。适值单位最后实施福利分房，她给统战部打了报告，言明皇亲国戚的贵族身份，以求统战。报告转给了文化部（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直属该部）。结果，满足了“被统战”的期待，实现了分房的要求。
而今随意翻开一张报纸，“贵族”两字随处可见，什么世袭贵族、东方贵族、白领贵族、单身贵族、金卡贵族、精神贵族。与之相搭配的图片，不外乎豪宅别墅，靓车华服，美酒佳肴。把这些东西摞起来，简直就是一本时尚大观，看了足以让人头晕目眩，进而想入非非。可以说，贵族生活、贵族气派、贵族气质，已是当今众多少男的理想，无数少女的美梦。
总之，解放后曾与“地富反坏右”一样被视为弃履的“贵族”二字，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又陡然时兴起来，登时身价百倍。而我真正懂得什么是“贵族”，是在认识了康同璧母女以后。其实，它根本不是什么用来炫耀、用以兑换到各种利益或实惠的名片，也非香车宝马、绫罗绸缎、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
我们一家人认识康同璧，是反右以后的事。
1958年初，反右运动结束了。戴上头号右派帽子的父亲（姓章名伯钧）经过无数次亲人检举、朋友倒戈、同僚揭发的教训以后，在待人接物方面很开窍了，也很收敛了。比如，在公开场合，他一般不主动招呼人，哪怕这个人是从前的下属。又如，在非公开场合，一般不邀请他人聚会，哪怕这个“他人”是昔日之好友。
既然人家都不跟你玩了，那只好自己跟自己玩吧。于是，不久便形成了一个右派小群体，或叫小圈子。由于父亲是右派之首，也由于我们全家好客，加之，上边给父亲保留了大四合院，小轿车及好厨师等等。所以，一群“乌合之众”的落脚点，大都选在东吉祥胡同10号。这是我家的地址，现在它已一分为二，正院住的是中共高官，先搬进去住的是万里，后为段君毅。跨院分给了艺坛领导高占祥。
右派圈子的人，聚拢一起也很热闹。清茶一杯，有说有笑。聊国际政治的是罗隆基；谈佛学和古诗词的是陈铭枢；既说社会新闻、又讲烹调艺术的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有来有往中，彼此尊重，相互关心。一人病了，其他几个会自动传递消息，或电话问候，或登门探视。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这种交往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在孤立压抑的环境中，这个聚会是他们的庆典和节日。一般人是害怕这个右派圈子的，而唯一没有右派帽子的加入者，便是康同璧及其女儿罗仪凤。
记得是1959年的春季，父母同去全国政协的小吃部喝午茶。傍晚归来，父亲是一脸的喜色。
我问母亲：“爸爸为啥这么高兴？”
母亲说：“自我们戴上帽子，今天头一回遇到有人主动过来做自我介绍，并说希望能认识你爸爸。”
“难道这人不知道咱老爸是右派吗？”
“当然知道。但她说以能结识章先生为荣。”
“他是谁？”
“她就是康有为的二女儿，叫康同璧。”
“她有多大？”我问。
“大概有七十岁了。”母亲遂又补充道：“康老和她的女儿说，后天请我们去她家做客呢！”
父亲好久没当过客人了——想到这里，我替父亲高兴。
第三天，父母去了。康氏母女的盛情款待，令父母感动不已。
母亲说：“一切都出乎想像。康老住在东四十条何家口的一所大宅院。我们原先以为不过是小坐，喝茶罢了。到了那里，才知道是要吃晚饭的。而且请我们吃的菜肴，是她女儿罗仪凤亲自下厨操持的。尽管属于粤菜，那味道与街面的菜馆就是不一样。单是那又糯又香的广东罗卜糕，你爸爸就夹了好几块。”
父亲欣赏康同璧的个人修养和艺术才华。说：“果然名不虚传哇！难怪康有为那么疼爱这个女儿。她英文好，诗词好，绘画好。今天老人家拿出的几幅自己画的山水画，可谓苍古清隽，情趣天然。依我看，她的画和那些专业画家不相上下。”
其实，我心里清楚：让父母最为赞叹的，是康同璧母女对自己的态度。
过了一个礼拜，父亲提出来要在家中回请康氏母女。
未及母亲表态，我高举双手，叫道：“我同意！我赞成！”
父亲也举手，并向母亲叫道：“二比一，通过。”
三人复大笑。
母亲用手指着我的嘴巴，说：“是不是嘴谗了？”
“不，”我辩解道：“我想见见她们。”
经过紧张的准备，一切就绪。父母视康老为贵客，又是首次登门的缘故，所以决定不让小孩上席。我听了，不怎么怄气，反正能躲在玻璃隔扇后面偷看，偷听。
杂花生树，飞鸟穿林，正是气候宜人的暮春时节。下午三点，父亲让司机开着老别克小轿车接客人。
康同璧母女一走进我家阔大的庭院，便驻足欣赏我家的楹联、花坛、鱼缸及树木。老人看见正房前廊一字排开的八盆腊梅，不禁发出了惊叹：“这梅太好了，枝干苍劲、纵横有致，可以入画了。”
父亲说：“康老，你知道为什么这八盆腊梅这样好吗？”
“当然是你养得好哇。”
“不，因为送花的人是梅兰芳。”
康同璧听罢，一直站在那里不肯走。我则一直站在玻璃窗的后面打量她。应该说，脸是老人全身最美的部分。那平直的额头，端正的鼻子，细白的牙齿，弯弯的细眉，明亮的眼睛，可使人忘却岁月时光。她身着青色暗花软缎通袖旗袍，那袍边、领口、袖口都压镶着三分宽的滚花锦边。旗袍之上，另套青紬背心。脚上，是双黑色软底绣花鞋。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使老人呈现出慈祥之美。系在脖子上的淡紫褐色丝巾和胸前的肉色珊瑚别针，在阳光折射下似一道流波，平添出几许生动之气。染得黑玉般的头发盘在后颈，绕成一个松松的圆髻。而这稀疏的头发和旧式发型，则描述出往日沧桑。
跟在康同璧身后的，是女儿罗仪凤，从外表判断，约有四十岁上下。她全身蓝色：蓝旗袍，蓝手袋，蓝纱巾，以及一副大大的灰蓝色太阳镜。港式剪裁的旗袍紧裹着少女般的身材，并使所有的线条均无可指摘。虽然一袭素色，但一切都是上等气派的典雅气质。走进客厅，罗仪凤摘下眼镜后，我才得以看清她的容貌。老实讲，娇小玲珑的她即使年轻时，也算不得漂亮。脸上敷着的一层薄粉，似乎遮盖不住那贫血的苍白。嘴巴宽大，嘴唇亦无血色。她的眼珠特别地黑，往里深陷，在一道青色眼圈的映衬下，非常幽深。这高贵神态的后面，似乎还隐含着女性的一种伤感气质。
大圆茶几上，摆满了母亲从北京最好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各种西点和水果。父母与客人聊天。刚开始，还听得见康氏母女说话。半小时后，客厅里就只有父亲的声音了。我躲在连通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目不转睛地瞧着。忽然，我发现罗仪凤把鞋穿错了：怎么一只脚穿的是蓝色的皮鞋，而另一只是白色的呢？于是，父亲说的话，我全都听不见了，只是专注于那双脚，琢磨着那双鞋。而在下定罗仪凤是于匆忙中穿错一只鞋的结论之后，我无论如何也憋不住了，有如父亲发现社会有问题，就非得站出来提意见一样。
我大喊：“妈妈！”
母亲闻声而至，问：“你躲在这里做什么？”
我面带焦忧之色，说：“请你告诉罗仪凤阿姨，她把鞋穿错了。”
母亲不回答我，边笑边往客厅走去，来到罗仪凤面前俯耳说了两句。罗仪凤遂朝着玻璃隔扇，笑道：“请章小姐出来看看我的鞋，可以吗？”
我有些难为情地跨出玻璃隔扇，走到客厅，来到她的面前定睛一看：天哪！原来她的鞋，左右两色，从中缝分开，一半蓝、一半白。
罗仪凤微笑着，解释道：“不怪小姑娘，这是意大利的新样式，国内还很少见。”
父亲也笑了。我知道：在他的笑容里，有替我难为情的成分。
康同璧拉着我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愚。”
“哪个愚字？”老人又问。
“愚，笨的意思。”
“哦，大智若愚嘛！”
再问：“那大名呢？”
“章诒和。”
“诒乐和平。你爸爸给你起的名字太好了！”康同璧弄清了“诒”字后，立即这样夸道，并一定让我坐在她的身边。
我就是在一种尴尬的处境中，结识了康有为的后代。父亲让我尊康同璧为康老，称罗仪凤为罗姨。
后来，康同璧送来她的两幅画作。大幅的山水，送给父亲。小幅的，送母亲。作品的气势、用笔及题款，令人无论如何想像不到它出自一个女人之手，出自一个七十岁女性老人的笔下。从此章、康两家经常往来，而康同璧就成为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结识的新朋友。父亲欣赏她的才华，更感佩她的胆识。
康有为的后代，人数不少，其中的绝大部分在海外。康同璧就读于哈佛，丈夫姓罗名昌，曾任民国政府派驻伦敦的总领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老人唯一的儿子定居美国，自己却带着唯一的女儿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
父亲曾经问：“康老，你为什么要留在大陆？”
她答：“我要在这里做些事，给先父修订年谱，整理遗书，遗稿。”
“除了政协委员的荣誉之外，政府对你还有什么安排？”
“中央文史馆馆员。”康同璧停顿片刻，又说：“建国之初，我们的领袖还是有爱才之心，也有容人之量。毛主席和我第一次见面，便翘起大拇指说‘我是支那第一人。①’——我听了，非常吃惊。没有想到他看见我，就马上背诵出我十九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写的诗。这样的态度与气派，当然能够吸引许多人从海外归来。”
老人所言，决非虚词。一次在人大三楼小礼堂举办文艺晚会，我与父亲同去，坐在靠后的位置。为了能看清演出，康同璧坐在了第一排。开演前三分钟，毛泽东进了会场。当他看见了这个“支那第一人”的时候，便主动走过去，俯身与之握手。当时康同璧带着花镜，正专注于节目单。她认清来者，即匆忙起身。微笑的毛泽东，即用手按住了老人的肩膀。许多人见到了这个场面。
我身边的一个官员模样的中年人，对他身边的夫人说：“这老太太不知是哪个将军或烈士的妈妈，面子可真大，咱们的毛主席都要过去跟她打招呼。”
我忍不住，插了句嘴：“她不是谁的妈妈，她是康有为的女儿。”
“谁是康有为？”那中年人的夫人追问。
我大笑不止，父亲狠狠瞪我一眼。
一天下午，父母乘车外出，归来时路过东四十条，看天色尚早，决定顺便去看望康同璧。跨进大门，就看见康同璧和一些容貌苍老的人悠闲地坐在院子里。一张大圆桌，上面摆着茶具，杂食及瓜果。正是残夏、初秋的转折时节，整座庭院散发出馥郁的草木气息，几棵枝干舒展的老树，绽放出洁白的花朵。这里，既令人心旷神怡，又呈现出一种令人惆怅的魅力。作为不速之客的父亲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生人，脸上的表情一时也好像找不到适当的归宿。康老很高兴，一再请父母坐下，共赏院中秋色。在所有的客人里，父亲只认得载涛②。
康同璧用手指那开着白色花朵的树木，对父亲说：“这是御赐太平花，是当年皇上（即光绪皇帝）赏赐给先父的。所以，每年的花开时节，我都要叫仪凤准备茶点，在这里赏花。来聚会的，自然也都是老人啦！”接着，罗仪凤把张之洞、张勋、林则徐的后人，以及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逐一介绍给我的父母。园中一片旧日风景。显然，这是一个有着固定成员与特殊含义的聚会。在康同璧安排的宽裕悠然的环境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对历史的重温与怀念。主客谈话的内容是诗，连其中一个相貌清秀的中年女性，也是满口辞章。而这恰恰是父亲最不精通的话题，父母很快告辞。
回到家里，父亲把这件事讲述给我听。在他的讲述里，流溢出一种叹服。在父亲的感受里，康家的举动不仅是出于礼貌，而且是一种美德。这种礼貌与美德，给人以精神抚慰和心灵的温暖。康同璧款待朋友之殷勤敦厚，对前朝旧友的涵容忠忱，是少有的。一切以“忠义”为先——老人恪守这个信条自属于旧道德，完全是老式做派。而那时，官方正在全社会强力推行“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贯彻“政治挂帅”的思想路线。
有意思的是，康同璧在认识父亲以后，又提出很想结识罗隆基。父亲当然高兴，并很快做了见面的安排。因为都姓罗，所以康氏母女与罗隆基一见面，便“自来熟”。
“五百年前是一家。”罗隆基高兴地对康同璧说：“我正孤单度日，现在我有妹妹啦！以后穷了，病了，有妹妹照顾，我不怕了。”
罗仪凤则说：“我有个哥哥，很疼自己，可惜在国外。现在好了，又来了一个。”
总之，康氏母女都很喜欢罗隆基。后来，父亲又把章乃器、陈铭德、邓季惺等人，介绍给康氏母女。这些人经常聚会，聚会多在我家。我家的聚会只要有罗隆基在场，就会变成个沙龙。而罗隆基身边由于有了一个未婚女性，人也显得格外精神。一有缝隙，他便滔滔不绝，夸示自己很有学问。遇此情况，父亲每每暗自发笑。罗仪凤则很少开口，但很注意罗隆基的谈话。即使在他和父亲谈论民盟的往事，康同璧的这个女儿也很专注。那不移动的注视，意味深长。有时，在她的脸上，还浮散着一阵红晕。
后来，罗隆基除了在我家与康氏母女聚会，自己还去东四十条登门拜访。后来，他又单独在自己的住所请康同璧母女吃茶点、喝咖啡。
三年自然灾害来了，连国家元首都发出了“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号召。一两油，二两芝麻酱，三两瓜子，半斤花生，是市民百姓逢年过节的特别供应。它们似金子般地珍贵。为了多吃一口饭、多争一块肉，兄弟打架，姐妹吵嘴，夫妻反目，父子翻脸的事，屡见不鲜。也就在这个时期，康氏母女凡来我家，罗仪凤必带些糖果或点心。
到了物质极度匮乏的紧张阶段，罗仪凤不再送糖果糕点。一次在我家聚会吃午茶，她趁别人不注意的空隙，朝母亲的手里递上一个两寸长、一寸来宽的自制小信封，并用食指封嘴的手势告诉母亲：别吱声。客人走后，母亲拆开一看，全家大惊：是北京市政府根据侨汇多寡发给在京侨眷的专用糕点票，糖票，布票，且数额不少。
父亲激动地说：“这是康老的儿子从海外孝敬老人的，我们不能收。”
母亲拨通电话，向罗仪凤表示：“伯钧和我们全家，不能接受这样的重礼。康老年迈，需要营养。再说，我们的生活比一般老百姓强多了。”
那边厢，传过来康同璧的声音：“我的生活很好，你们不要客气了。我的生活原则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母亲不断地从罗仪凤手里接过装着侨汇票的小信封。母亲怀揣小信封，由我陪着去坐落在王府井大街的侨汇商店买点心，买白糖，买花布。那个商店，永远是满满的人，长长的队。大家都在安心排队，耐心等待。
我和母亲捧着这些最紧俏的食品和物品，一路上谁也不说话，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回到家中。母亲把东西一件件摊开，父亲看后，说：“康同璧不说解放全人类，却从救一个人开始。”
谁都明白，父亲的这句话是个啥意思。
母亲拿着这些稀罕之物，曾招待或转赠别的人。如储安平，冯亦代。他们的处境比父亲更差。
到了春节前夕，康氏母女总要送来一小盆长满花蕾的水仙。罗仪凤还要在每根花茎的部位套上五分宽的红纸圈。如果有四个花键，那就并列着有四个红色纸圈。水仙自有春意，而这寸寸红，则带出了喜庆气氛。
母亲望着它，连连赞叹：“什么东西到了康家人手里，就与众不同了。”
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阶段，在康氏母女节俭度日的年月，罗仪凤把铺晒在窗台的橘皮，统统做成酱，还要把这一瓶瓶橘皮果酱塞进我的书包，让我带给父母。母亲舍不得吃这些果酱，连连叹道：“看看仪凤，你就懂得什么叫侠骨柔肠了。”听说我家在使用蜂窝煤炉子取暖，罗仪凤就亲手教我做一种取名为“艾森豪威尔汤”的美式汤菜。并介绍说：“这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二战军营里的发明。”
老太太还补充说：“这汤又便宜又营养，只是费火。你一定要给爸爸妈妈多做几次，叫他俩多喝些汤，对身体有好处。”
与康同璧母女几年的交往，使我认识到贵族绅士和物质金钱的双重关系。一方面，他（她）们身居在上层社会，必须手中有钱，以维持高贵的生活；另一方面，但凡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又都看不起钱，并不把物质的东西看得很重。所以，在他（她）们心中，那些商人、老板、经纪人，决非gentleman。储安平在他的那本有名的《英国采风录》里，拿出整整一章的篇幅，去描绘、剖析贵族和贵族社会。他这样写道：“英国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绅士（gentleman）。一个英国父亲，当他的儿子还没有成为一个man时，即已希望他成为一个gentleman。英人以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disinteregted），不畏难（capable of exposing himself），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她）不仅是一个有荣誉的人，并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③如果说，康氏母女让我懂得什么是贵族的话；那么储安平的这段话，便教会我如何判别真假贵族。
也就在这个困难时期，右派们的聚会成了聚餐，并实行AA制。每次聚会，父母都会带上我。这时，我渐渐发现罗仪凤的衣著，从讲究转变为漂亮。像过去不怎么穿的翠绿色，也上了身。头发油亮油亮的，发式也是经过精心梳理，越发地洋气了。更大的变化是在聚会中，她和罗隆基常开小会，而且说英文。有一次，我们在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吃晚饭。饭毕，大家步出这座昔日的王府。我们都来到了大门，他俩还拉在后面老远。
我返身要催他俩，父亲一把拽住了我，嗔道：“傻丫头！”
月色下，庭院中迟开的花朵，吐露着芬芳。他俩说的是英语，罗仪凤语调温软，双眸迷茫又发着光。罗隆基的身心，好像都一齐被那双黑眼睛吸了过去。
罗仪凤经受不住罗隆基的感情攻势，也抵挡不了罗隆基的个人魅力。于是，这以兄妹相称的一对，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恋爱。除了单独约会，电话、书信是他们来往的主要方式。
见此情景，父亲不无担忧地说：“努生（即罗隆基的字）是旧病复发，一遇女性即献殷勤。可怜康有为的这个外孙女，真的是在恋爱了。”
一次，康氏母女到我家作客。人刚坐定，电话铃就响了——是罗隆基打来，问：“仪凤到了没有？”
这个用英语交谈的电话，足足打了半个小时。父亲很不高兴，嘴里直嘟囔：“这个努生，谈情说爱也不分场合。”
电话打完，罗仪凤回到客厅，略带腼腆地霎着眼睛。我发现，她那张原本不怎么漂亮的脸，竟因兴奋而生动，因生动而美丽起来。
不久，罗隆基的好友赵君迈④来我家闲谈。父亲关切地问：“老赵，到底努生和仪凤关系怎么样了？”
赵君迈说：“你们不都看见啦？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吧。”
父亲索性直言：“我想知道努生的态度。他怕是又在逢场作戏吧？”
赵君迈没有立刻做出回答。他起身站到客厅中央，举臂抬腿，打了两手太极拳。然后慢条斯理地说：“伯老，你这不是在给我出难题吗？努生这个人的性情和毛病，你是清楚的。他现在对仪凤是热烈的，将来会不会冷淡下来，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
罗仪凤在明知罗隆基是右派的前提下，奉献出自己近乎神圣的感情——这让父亲非常尊重和心疼她，并担忧这场恋爱的前景。因为自从罗隆基和妻子王右家分手以后，他热恋过不少的女人，却无一人与之携手到白头。故父亲常说：“没有办法！负心的总是努生，可又总是有女人自愿上钩。”
极想成全好事的，是母亲。她兴冲冲地说：“他们要真的成了，那敢情好。老罗的生活有人照料，仪凤的未来也有了归宿。再说，他们是般配的。仪凤的出身、学识、教养，性情哪点比不过老罗？”
“李大姐（母亲姓李名健生）说得对。”赵君迈附和道：“我见过罗仪凤写给努生的信，全是用英文书写。句式、修辞、包括语调，都是那么地简洁明净、含蓄优美。一般的英国人，也写不出那么精美考究的书面语言。别看努生总夸自己的英文如何如何，依我看无论是说、还是写，他都不是罗仪凤的对手。”
“老罗为什么把情书拿给外人看呢？”母亲的问话，显然是对罗隆基的这个举动有所不满。
“李大姐，你不要误会。”赵君迈赶忙解释：“这不是努生有意公开情书，而是震惊于仪凤的文字表达水平。他挑出一封信让我欣赏。我一边读信，他就一边感叹：‘我的这个妹妹写信的口气，不仅是彻底的西化，而且还是贵族化的。我搞不明白她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个本事？’”
而父亲的归结是：“这两人都是在恋爱。不过，罗隆基用的是情，罗仪凤用的是心。至于结局嘛，恐怕主要取决于努生了。”
在给第一批右派摘帽的时候，为安抚父亲和罗隆基，上边组织他们南下参观。父亲参观的线路是江浙；罗隆基走的是湘赣。而与罗隆基相伴的人，是康同璧母女。
在车厢里，父亲悄悄对母亲说：“看来，中央统战部很掌握、也很会利用罗隆基与康氏母女的特殊关系呀。”
此行欢愉而惬意。加之感情的注入，无论罗隆基还是罗仪凤，无不显现出充沛的力量。他们返京后，在我家聚会了一次。父母发现身材消瘦的罗仪凤竟丰满了一些，俩人暗自高兴。
经过一段时光，罗仪凤以为到了收获爱情的季节。她在给罗隆基送去的生日蛋糕上，亲手用奶油绘制出两颗并列的心。心是红色的，丘比特箭从中穿过。此外，还有花，有信。罗隆基接到生日礼物，大惊失色。这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他不知该如何回应，便向父亲求救。
父亲责怪罗隆基不该大献殷勤，说：“你半辈子的罗曼蒂克，有一部书厚。但现在的你是个右派，而人家出身名门，至今未婚，如今能袒露心曲，已是极果敢、极严肃的举动。如果讲般配的话，罗仪凤实在是配得过你，就看你有无诚意了。再说，选择妻子，主要在于心地好，其余的都无关紧要。”
罗隆基说：“我们只能是互称兄妹，而不可结为夫妻。”
父亲问：“你主动接近她，现在又回绝她。努生，你到底搞什么名堂？”
罗隆基支吾半天，说不出一条理由。
“你是嫌人家老了，也不够漂亮吧？”父亲的话，让罗隆基哑口无言。
后来，尽管他们二人的关系再没有向婚姻之途发展，毕竟罗仪凤是康有为的后代，对罗隆基仍以礼相待。每逢端午、中秋或重阳，父母都会收到罗仪凤自制的糕点。有时，母亲打电话问罗隆基如何过节。
罗隆基答：“幸有妹妹送来点心，方知今夕为何夕。”
如果说，恋爱对罗隆基是享受的话，那么，恋爱对罗仪凤，就是消耗。消耗了许多的时间，许多的心力，许多的感情。而进入中年的女人，怕的就是消耗。不久，罗仪凤得知罗隆基在与自己继续保持往来的同时，陷入了另一场恋爱。那个女人虽说不是燕京毕业，也不精通英语，但是精通打牌，擅长跳舞，活泼漂亮，颇具风韵。她与罗隆基从牌桌搭档、舞场搭档关系开始，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为了她，罗隆基还与其兄（时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大闹一场，甚至闹到周恩来那里。这，对罗仪凤是致命的一击。我知道，罗仪凤无论怎样地倾心罗隆基，也决不会跑到公众场合去充任什么牌友或舞伴的。
1963年秋，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川剧团艺术室工作。罗仪凤陪伴全国政协委员的母亲来成都视察。在锦江宾馆，趁着母亲睡觉，她一连几个小时在述说这件事。
“小愚，如果他（指罗隆基）向我求婚，我也是决不嫁的。”她用阴沉的声音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罗姨，为什么？”
“我嫌他脏，肮脏。”她语调平静，嘴角却在颤抖。显然，在这平静的语调里，蕴涵着无比的怨恨。
我发现她一下子老了。
罗仪凤是何等的聪颖，当知罗隆基的浪漫天性及过去之种种。但她仍投身其中，往而不返。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要给自己日趋枯涸的人生，编织出一个最后的幻像，一个幸福又奇魅的幻像。罗仪凤曾经将这次令她心碎的感情经历用文字写了出来，以倾吐内心的痛苦与不平。写完以后，却始终未示于人。“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元好问的这首《摸鱼儿》，替天下为情所苦所累者发出了永恒的追诘。看来，比死亡还神秘的，真的就是爱情了。这场锥心刺骨的恋爱从明亮的粉红色开始，到黯淡的灰黑色结束。而从开始到结束，罗仪凤一直瞒着她的母亲。在情感生活中能持久地保持这样一种虔心、凝韧、隐忍的态度，一般女性是办不到的。储安平曾说：“贤良、宽恕及自爱之中尽心与克制，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妻子的品行。”罗仪凤的身上就有这种品行，只是应了父亲的那句话：“努生无慧眼，也无福份哇！”
两年后，罗隆基突发心脏病死在了家中。
消息传出，康同璧立即给父亲打电话，问：“罗先生猝然而去，我和女儿夜不能寐，悲痛又震惊。我要写副挽联，以表达哀思。不知写好后，该送至何处？”
父亲说：“老人家，你一个字也不要写，努生是右派。据我所知，对他的死民盟中央是不举行任何仪式的。”
“怎么可以这样做？一个普通人走了，也是要做丧事的。章先生，我们是不是可以问问统战部。”康同璧的情绪有些激扬。
不知如何作答的父亲，挂断了电话。
老太太哪里晓得：给民盟中央拿主意的，正是统战部。
我在四川省川剧团的几年，备受打击和歧视。说在艺术室工作，实际上派给我的活儿是白天弄幻灯，晚上打字幕。我不敢把自己工作的真实情况告诉家里，怕父亲伤心母亲落泪，却很自然地想到了康氏母女，贸然地给康家写信，诉说满腹的委屈和愤怒。因为在我的直觉中，她俩是最可信赖的。直到“文革”前夕，我们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康家的复信，显然是由人代笔。但信中表现出的悲悯、温良与仁爱，则发自康氏母女的内心。（19）64年底，临近圣诞节了。罗仪凤随信寄给我一个极其精美的金鱼书签，它用工笔绘制而成，形态乖巧，色泽艳丽。信上说：“这条鱼灵动又快乐，它就是我们眼中的你。”我捧着它，看着它，爱不释手，又泫然欲泣。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康家。这使我对康同璧母女，有了较为深入的往来和了解。从（19）66年的8月开始，我家就经历着无日夜之分的抄家和洗劫。整座四合院被红卫兵、造反派占领，全家人被驱赶到紧挨大门的传达室和警卫室。
（19）67年春季的一个深夜，父母和我已经睡下。突然，暴烈的叫骂声、撞击声把我们惊醒。当父母和我从木板床上刚翻身坐起，一群红卫兵已用脚踹开了门。打头的一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年纪，如果不闹革命的话，该在中学读书。他在问完“谁是章伯钧？”这样一句话以后，就命令大家动手抄家。
我家经过无数次的抄家，只剩下板床，木凳，棉被之类。所以，这次洗劫对他们来说，收获实在太小，太小。这个打头的，看见我们的手腕上还有表。于是，把表“洗”了。其中包括父亲送给母亲的“摩凡陀”，父亲送给姐姐的“劳力士”以及他自己戴的“欧米茄”。他们走后，母亲发现晚饭后放在桌上的一块冰糖，也被红卫兵“洗”了。
翌日，吃过早饭。神色严肃的父亲对母亲说：“健生，这个家太不安全。让小愚到外面去住吧。”
母亲同意了。我不同意，说：“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父亲说：“你白天和我们在一起，只是不要在家过夜，太危险。”
“爸，你让我住到哪儿去？再说，谁有胆量让章伯钧的女儿住在自己家里呢？”
父亲想了想，说：“现在，我们只有找真正的保皇党了。”
母亲怪道：“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开玩笑。”
“哪里是在开玩笑，我说的保皇党是指康同璧。听说，她的住所至今还没有外人搬进去住。”
我真的佩服父亲，不管处在什么样的险境，都不失清醒。当日下午，父亲叫我拿上睡衣和牙刷，跟他去东四十条何家口。
我说：“我拿睡衣干嘛？还不知道人家同不同意呢？”
“会同意的，你把东西都带上。”父亲的口气，不容争辩。
我和父亲搭乘13路公共汽车，便从地安门到了东四十条。当看见我和站立在我身后的父亲的时候，康同璧母女兴奋得将我俩抱住。
康同璧紧紧抓住父亲的双手，说：“这真是一场噩梦哇！同住一个城市，却彼此不明生死。”
罗仪凤则说：“从运动（指‘文革’）一开始，我们就掉进了地狱。”说罢，便去张罗茶叶，拿开水烫茶杯。
父亲忙说：“不要麻烦啦。今天我带着小愚来，是有事相求康老。”
康同璧说：“章先生，你有什么事？只要我能做到，我和女儿尽量去办。”
父亲在介绍了家中屡遭抄家和“打砸抢”的情况之后，说：“我老了，红卫兵再怎么搞我，无非骨头一把，老命一条。可让小愚住在这样的危险环境里，我和健生就很不放心了。我想到你这里或许会安全一些，不知康老能否同意，让她每晚留宿贵府。”
康同璧说：“当然可以，而且我非常欢迎小愚来我家。”
父亲听了，万分地感激。
康同璧打量着父亲，心疼地说：“章先生瘦了，你千万要保重哇！我现在出门不方便，不能去看健生，替我问候她吧。请转告她，小愚在我这里是最安全的。叫她放心好了。”
父亲随即告辞。我挎着父亲的臂膀，送至车站。父亲叮嘱道：“这样的家庭是有规矩的，你要守人家的规矩。稍有疏忽，便成失礼。我敢说，现在除了康同璧，再没有第二个敢收留我们家的人了。”
路上，父亲情绪不错，话也多了。他说：“康同璧的乐于助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家庭的影响。因为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接着，父亲告诉我，现在的人只晓得徐悲鸿的画好，却不清楚他是如何成材的。当年的悲鸿在宜兴老家，不过是个教书的。到了上海，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还谈什么绘画。这时遇见了哈同花园的总管，是他把悲鸿的一切生活费用包下来。后来，悲鸿想去法国进修深造，为此拜见了康有为。康有为称赞悲鸿有志向，并说要给他弄个留学的官费名额，以便将来悲鸿在国外和蒋碧薇的生活也能宽裕些，得以专心习画。很快，康有为给朋友写信，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促成了这件事。所以悲鸿成名后，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提起康有为都是满怀崇敬与感激。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一幅徐悲鸿为康有为一家人画的“全家福”。画作是一个富有的温州人从法国购得。有人质疑其真伪，我却一口咬定：它是真的！因为它的美艳、工整与仔细，都应和了徐悲鸿对康有为的虔诚之心和景仰之情。
——父亲刚走，罗仪凤便忙着为我张罗起来。第一件事，即指点我盥洗间在何处，以及手纸、肥皂、牙刷、毛巾的摆放位置。第二件事，即带我去我的卧室，让我看看自己的床铺、床单、棉被、枕头，拖鞋以及床头灯的开关，闹钟的使用。第三件事，即腾出一个空抽屉，让我存放自己的内衣或小物品。第四件事，向我介绍家中的两个男佣老郭和二陈。第五件事是告诉作息时间，如三餐的开饭钟点。
我说：“父亲有交代，只住不吃。”
坐在一旁的康同璧睁大眼睛，说：“小愚怎么能只住不吃？到了我家，你就要听我的。”
最后达成妥协：我只吃早餐。
由于在这里落脚，我才有了充裕的时间和条件去熟悉这所大宅院。康同璧告诉我：房子的设计师就是自己的丈夫罗先生，风格是外中内西。所谓外中，就是指中式砖木建筑，粉墙黛瓦，四合院格局。进大门，即有一道用原木、树干及枝条搭造的柴扉，粗糙笨拙，显得很原始，很不经意。但仔细打量却发现不经意中，其实十分经意。院落里栽植着不加任何人工修饰的草与树。过柴扉，入正门，当中经过的是一条“之”字形的石板路。石板色泽如砚，脚踏上去凉凉的，滑滑的。这一切让人有置身乡村的感觉，却分明又都是经文化熏染过的、一派文人士大夫式的精致风雅。而所谓的内西，则指房间的使用和陈设。一进门便是一间小小的待客室：高靠背布艺沙发，有刺绣的垫子，菱形花砖铺装成的地面，玲珑活泼。客厅很大，铺着红地板。它按使用功能分做了三个空间，一边是用来吃饭，一边是用来会客，另有一角摆放着书柜和写字台，供读书、作画、写字之用。
客厅里最惹眼的东西，是漂亮的英式壁炉以及与之相配的火具，还有铜制的台灯，烟缸和烛台等摆设。除了挂在壁炉上方的毛泽东水墨画像以外，一切都是康同璧旧日风华的反光。与客厅相通的，是康氏母女寝室：白墙壁，白家具，白窗帘，一尘不染。要不是母女的卧具分别是淡蓝与浅粉的颜色，真圣洁得令人有些发寒。后来，罗仪凤又带我到与盥洗室相连的一间屋子，里面堆满了许许多多的书籍和数不清的家具。那屋子大得似乎一眼望不到头。极讲究的是一道上空下实八屏雕花落地隔扇，木料上乘，雕工一流，它给这间大厅营造出华美气派。
“这么大的房子，原来是干嘛用的？”我问罗仪凤。
“跳舞，开鸡尾酒会。你瞧，那道玻璃隔扇是活的，能移动。移动的位置，是依据来客的多少而定。”
她又说：“你现在看到的是前院，后院的房子更大，也更好。”
“那你和康老怎么不住在后面？”我不解地问。
“让给外交部的一个头儿住了。”
“……”
当晚，我打开罗仪凤为我准备的全套白色卧具，躺在小床上。和自己家里日夜的惊扰、惶悚相比，这里则是装满了宁静与苍凉。它们随着缕缕清朗的风月星辉，直入心底，令我难以入睡。
罗仪凤（左）和郭婉莹(Daisy郭)
第二天清晨，当我梳洗完毕走进客厅，即看见黑褐色菲律宾木质圆形餐桌上已摆好了小碗、小碟等餐具。约过了半小时，康老走了进来。还没等我张口，她便问我昨夜睡得如何？我们坐定后，罗仪凤开始上早餐：每人一碗稀饭，桌子当中上的是一碟炸小银鱼，一碟豆腐乳，一盘烤得两面黄的馒头片。两块油糕，单放在一个小瓷盘里。
康老对我说：“和从前不一样了，现在我家吃得很简单。不过，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也还是好吃的。”她边说边挑了一片烤馒头递给我。在吃过薄薄的馒头片后，老人又吃了一块油糕。
罗仪凤指着另一块油糕，说：“这是给你的。”
我有礼貌地谢绝了。尽管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的味道，真的很好，我却不知该对这顿早餐说些什么。因为我的父母虽然做了牛鬼蛇神，每天早晨还是喝牛奶，吃鸡蛋。私下里，我问也寄居在康家的一位上海小姐：“康老为什么吃得这样简单？”
她说：“罗仪凤没有收入，一家人全靠康同璧在中央文史馆的一百五十元的工资，以及靠后面院子收来的一点点房租。从前老太太的儿子常寄些外汇来。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钱越寄越少，越寄越稀，后来就不寄了。原来她母女吃的早餐也是很齐备的，有蛋有奶，有面包黄油，有水果肉松。如今，家里的开销一再紧缩，却把老郭和二陈的工钱加了又加。”
“干嘛要加钱？”我不理解地问。
上海小姐说：“还不是怕他们到居委会去胡说乱讲瞎揭发呗！或到社会上勾结红卫兵，引来造反派。现在的保姆雇工，可是惹不起的呀。”
我把康老的早餐向父母描述了一番，惹得他们十分不安。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康老家的早餐也很不错。尤其是豆腐乳，第一天的味道，似乎与第二天的不同，第二天的又与第三日相异。我把这个味觉感受告诉给罗仪凤，她竟兴奋起来。
一天早上，天气特别好。虽说是初冬，城市披上了灰沉沉的外衣，树叶也完全落光，可这是一个晴天，金色的阳光如美酒，人的心情也舒展了许多。早餐后，罗仪凤问：“小愚，你今天能跑一趟路，帮我买点东西吗？”
“当然可以啦！你说，买什么？”
“豆腐乳。”
“行，这很方便的。一会儿，我回家的时候顺便到地安门副食店就买了。”
罗仪凤拍着我的肩膀说：“章家二小姐，你不是说我家的豆腐乳好吃吗？这好吃的东西可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
“罗姨，我该去哪儿买？”
“前门路东，一家专门卖豆腐乳的商店。现在叫向阳腐乳商店了。”
“行，我这就去。”我转身即走。
罗仪凤拽住我，说：“别忙。”
我说：“你不用给我钱。”
“不是钱，是给你拿盛豆腐乳的盒子。”
“什么盒子？”
“你呆会儿就明白了。”说罢，她进了里屋。不大功夫，双手举着很漂亮的六个外国巧克力铁盒，走了出来。见我吃惊的样子，罗仪凤笑了。放下铁盒，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便签递给我。我接过来看，又是一惊。原来那上面排列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豆腐乳名称。什么王致和豆腐乳，广东腐乳，绍兴腐乳，玫瑰腐乳，虾子腐乳……罗仪凤像交代要事那样告诉我：每种豆腐乳买二十块，一种豆腐乳放进一个铁盒，千万别搞混了。买的时候一定向售货员多要些腐乳汁。
她解释道：“用豆腐乳的汤汁抹馒头，最好。这也就是我非要用巧克力盒子装它们的道理。”
罗仪凤拿出十块钱，非要我收下。我不肯，见她真有些急了，我才把钱放进口袋。
她说：“小愚，我要告诉你，豆腐乳买好后回家的一趟路，才是最累的。因为六个铁盒子一定要平端着走，否则，所有汤汁都要流出来。为了减轻累的感觉，你一路上可以想点快乐的事情。端铁盒走路一定要挺胸，如果躬腰驼背地走路，你会越走越累。”说罢，她捧起装着铁盒的布袋，昂首挺胸地沿着餐桌走了一圈。那神态、那姿势，那表情，活像是手托银盘穿梭于巴黎酒店菜馆的女侍，神采飞扬。
“罗姨！”我叫了她一声，笑着扑到她的怀里。
我按照罗仪凤绘制的前门街道示意图和豆腐乳细目表，顺利地买到了五种豆腐乳（有一种缺货），并让和气可亲的老售货员在里面浇上许多汤汁。在归途，我不但想着快乐的事情，且始终精神抖擞，器宇轩昂。冬天的太阳，也同样的温暖。这时的我，一下子全懂了——虽“坐销岁月于幽忧困菀之下”而生趣未失，尽其可能地保留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精致的生活艺术。难怪康家的简单早餐，那么好吃！
一日下午，冬雨霏霏，晚上我没有回到康家。饭后，一家人围炉聊天。
父母对我提起了章乃器。母亲告诉我，（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集体打人”大会，由于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拖上车，拉回了家。谁见了，谁都说他活不过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条硬汉，靠着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那些干部，没有一个理他，同情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隔几日便悄悄在他家门口，放上一屉热馒头。他就是这样挺了过来。
父亲半晌不语，约莫过了十几分钟，才用一种迟缓的语调对我和母亲说：“乃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他一个人如何生活？我很想见见他，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母亲和我听了，无以为答。
数日后，我把父亲想见章乃器的心事，告诉罗仪凤。
罗仪凤眉头微皱，说：“这个会晤当然好啦，但事实上很难办到。”
康同璧嫌我俩说话的声音太小，便起身坐到我跟前，说：“你们刚才说些什么？能不能再讲上一遍，给我听呢？”
罗仪凤用粤语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康同璧听清楚后，问道：“小愚，是不是你的爸爸很想见见章乃器？”
我点点头。坐于一侧的罗仪凤，用手指了指窗外说：“外面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即居委会的人）都成了革命政权的耳目和爪牙，我们这样的人一举一动都被监视。听说俞平伯想吃点儿嫩豌豆，又怕邻居发现。老俩口想了个办法，晚上蒙着被单剥豌豆，夜里把豌豆壳用手搓成碎末儿，掺和在炉灰里，第二天倒了出去。结果，还是被检查垃圾的人发现，又挨了批斗，骂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还继续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你想，一捧豌豆壳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更何况是这么两个大活人、大右派的聚会。一但被别人发现，真的要大祸临头了。”
这时康同璧把脸扭向女儿，用一种近乎拷问的口气，问道：“你怕吗？”
“我怕。我是惊弓之鸟。当然怕啦！”罗仪凤说罢，双臂交叉扶着肩膀做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康同璧正色道：“你怕，我不怕。我就要是请两位章先生来我家见面。”
罗仪凤怔住了，我一时也不知该如何表态。
“你怕什么？”老人继续追问女儿。
“怕咱们担不起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
“小愚，你也害怕吗？”老人转而问我。
我迟疑片刻，遂答：“我怕连累你们母女。”
康同璧突然起身，面向我们站立，像宣布一项重大决议那样，高声地说：“下个礼拜，我以个人的名义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先生来这里做客。”这令罗仪凤手足无措，表情显得十分尴尬。
康同璧则为自己陡然间做出的大胆决定而兴奋，她拍着胸脯，说：“我不怕承担反革命串联的罪名，一人做事一人当！”接着，手指地板，说：“会面的地点，就在我家，就在这里！”
“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看着老人因情绪激动而泛红的脸颊，我无法表达内心激动、尊崇、惊喜以及歉疚的复杂感受。只是觉得自己惹了事，让康氏母女二人，一个担着风险，一个感到为难。尽管老人慷慨激昂地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但我知道真正要担待的，是她的女儿。罗仪凤不仅要担待，还要去操办，她肯吗？
“罗姨，你看怎么办？”我用充满疑虑的眼光看着她。
“怎么办？还不得按她的主意办。要不听她的，她能跟我拼命。”她苦笑着回答。
我无论如何想像不出来，老太太和女儿“拼命”是个什么样情景。我只知罗仪凤是出了名的孝女，有口皆碑。康同璧让女儿立即着手准备。比如：确定会面的日期；确定如何通知章乃器的方法；决定会面时喝什么样的茶；买什么样的佐茶点心。
康同璧叮嘱女儿：“点心要好的。”
罗仪凤背转身，向我做个鬼脸，偷偷地说：“她嘴馋。买来好点心，请客人吃，自己也能吃。”
“你们两个又在说什么？”康同璧问。
“康老，我们没说什么。”我走到她跟前，用手梳整她那稀薄的头发。
“我知道，她又在说我。而且，还不是说我的好话。”
我笑了，觉得老人可爱得像个孩子。
罗仪凤也笑了，说：“她说自己耳聋，其实是假的！”
“你们一笑，就说明我的话是对的。怎么样？”老人一副得意的神情。
第二天，吃早餐。康同璧发现属于她专用的一份油糕，没了。她东瞅西瞧一番后，问：“仪凤，我的油糕呢？是不是老郭给忘了。”
“老郭没忘。妈，咱们家不是要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吃茶吗？你还特地吩咐要请他们吃好点心。我现在就要筹划，你的油糕刚好吃完，暂时不忙买，你说呢？”
老人“哦”了一下，不再吱声。过了会儿，她对我说：“小愚，为了这次会面，我很愿意不吃油糕。”
我一把握住她的手。我知道：自“文革”开始，老人的零食已经从西点、粤点降为北京油糕。现在，北京油糕也取消了。关于取消油糕的事，我没有告诉父母，怕自己说得心寒，怕他们听得心酸。
大约过了近十天的样子，一切由罗仪凤铺排停当，由我和章立凡（章乃器之少公子）联络，父亲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厅得以见面。这是他们“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见面，也是他们相交一生的最后会晤。
父亲一身老旧的中式丝绵衣裤。母亲说：“去见康老和乃器，还不换件衣服。”
父亲答：“越旧越好，走在街头好让别人认不出我来。”
章乃器穿的是洁白的西式衬衫、灰色毛衣和西装裤，外罩藏蓝呢子大衣。我说：“章伯伯，你怎么还是一副首长的样子？”
章乃器边说边站起来，举着烟斗说：“小愚呀，这不是首长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
会晤中，作为陪客的康同璧，穿得最讲究。黑缎暗团花的旗袍，领口和袖口镶有极为漂亮的两道绦子。绦子上，绣的是花鸟蜂蝶图案。那精细绣工所描绘的蝶舞花丛，把生命的旺盛与春天的活泼都从袖口、领边流泻出来。脚上的一双绣花鞋，也是五色焕烂。我上下打量老人这身近乎是艺术品的服装，自己忽然奇怪起来：中国人为什么以美丽的绣纹所表现的动人题材，偏偏都要装饰在容易破损和撕裂的地方？这简直就和中国文人的命一模一样。康同璧还让女儿给自己的脸上化了淡装，抹了香水。
她的盛装出场，简直“震”了。我上前拥抱着老人，亲热地说：“康老，您今天真漂亮！是众里挑一的大美人。”
“我不是大美人，但我要打扮。因为今天是贵客临门啦！”
我故意说：“他们哪里是贵客，分明是右派，而且还是大右派。”
老人摇头，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再说，我不管什么左派、右派，只要来到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都要招待。而且，你的爸爸和章乃器不是一般的客人，是贵客。”讲到这里，便开始抱怨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她用手指了指领袖画像，说：“人活八十，我见的世面多了，但是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治国的。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现在却连同城而居的好朋友都不能见面，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一点文化也没有。”说着说着，老人二目圆睁，还真生气了。
罗仪凤为这次会晤，可算得倾囊而出。单是饮料就有咖啡，印度红茶，福建大红袍，杭州龙井。另备干菊花、方糖、炼乳。一套金边乳白色细瓷杯碟，是专门用来喝咖啡的；几只玻璃杯为喝龙井而备；吃红茶或品大红袍，自是一套宜兴茶具。还有两个青花盖碗摆在一边。佐茶的饼干、蛋糕、南糖，是特地从东单一家有名的食品店买的。罗仪凤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根进口雪茄，搁在一只小木匣里。
父亲举起一根雪茄嗅了嗅，放回原处，不禁叹道：“坐在这里，又闻雪茄，简直能叫人忘记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也忘记自己是牛鬼蛇神。”
康同璧在劝茶的时候，说：“两位章先生，吃一点东西吧。这些是我女儿派人昨天从法国面包房买的，味道不知如何，东西还算新鲜。”
罗仪凤纠正她的话，说：“妈，东单的那家食品店，不叫法国面包房，改叫‘井冈山’啦！”
“怎么回事？井冈山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地方，这和面包房有什么关系？”康同璧的吃惊与质问，让我们都笑了。
一阵寒暄之后，康同璧母女做陪，父亲和章乃器开始了谈话。父亲问章乃器现在民建和工商联的情况。
章乃器说：“我是被他们开除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国的资本家里，毛泽东只保了一个荣毅仁，其他人都受了冲击。”
罗仪凤在一旁纠正道：“荣毅仁其实也没能躲过。他在上海的公馆是有名的，极漂亮。北京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说整座楼都属于四旧，于是放了火，火苗从一楼窜到顶层。他们又把荣太太用皮带套着脖子，从顶楼倒拖至一楼，现在还有脑震荡的后遗症呢。不过，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让荣毅仁上了天安门，还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没变。”
章乃器说：“我讲定息二十年，结果共产党把定息全取消了。中国原来只有政策而无法律，现在连政策也没有了。”
罗仪凤朝章乃器一摆手，说：“快别提你的定息二十年吧！三五反、公私合营，就已经把资本家弄惨了，而这次运动，他们算是彻底完了。工人造反派把每个资本家的底细摸得透透的，非要他们交出多少多少钱来，不够这个数字，就往死里打。结果也真厉害，资本家交出的私人钱财数目和他们算的数字，基本一样。咱们的银行也积极配合，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单一律公开，把保险柜一律打开或撬开。金银首饰，美元英镑，统统没收。抄家的时候，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显身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锤子砸碎，能从藤芯里抽出美钞。家里烧锅炉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筛上一遍，居然能从里面筛出用黑漆布紧裹的存折来。当然，这样藏匿私产的资本家，都会被打死或打得半死。”
康同璧还把同仁堂老板乐松生惨死的情况，讲给章乃器听。
章乃器向父亲询问起民盟一些老人的情况。他也和父亲一样，庆幸罗隆基死得早，并说：“努生的个性是矛盾的。他脾气倔强，可质地脆弱，算不上硬汉。单是红卫兵的暴打和抄家，他就受不了，一定不会像我这样硬挺过来。”
父亲慨然道：“即使是条硬汉，也难过此关。黄绍竑不就是个例子吗？”
话说到这里，客厅的气氛便沉闷起来。罗仪凤忙提着滚烫的铜壶，给他俩续水。康同璧用微颤的手端起玻璃大盘，请他俩吃水果。
此后的话题，自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章乃器说：“从表面看来这个运动像是突然发生的。但历史和自然界一样，从来没有东西是突如其来的。其中不为人知的原因，恐怕已酝酿多年。毛泽东除了没有做法律上的准备，事前的一切准备都很充分了。”
父亲讲：“依我看，老毛动的这个念头（指发动‘文革’），内因是源于他的帝王思想，就怕人家抢了金交椅。外因是有感于苏联的现实，看到斯大林死后出了个赫鲁晓夫，他就忧虑得睡不好觉了，还给人家起了名字，叫修正主义。于是，在反修的旗号下，趁着自己还活着，就先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挖出来。至于他和刘少奇的矛盾，决不像共产党报纸上写的那样吧。”
谈到“文革”的政治后果，章乃器皱着那双淡淡的眉毛，说：“一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形成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个人崇拜；一个是极端专制主义。这两件东西，自古有之。毛泽东是把它发挥到顶峰了。而他手下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迎合，便是依附。”
父亲说：“‘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搞这个运动都是什么人？就像德国卢森堡当年形容的革命专政——少数几个首领，一些随机应变的政治骗子，还有一群被同化的弱者尾随其后，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这场革命中自己需要什么！这场标榜文化的革命对灵魂来说，是件极坏的事情，把人统统变成懦夫，这无异于政治奴役。运动过后，病势深重的是人心与人性。”
罗仪凤则十分不理解毛泽东的搞法，愤愤地说：“要搞刘少奇，就搞刘少奇一个人好了。他为什么要把全国的人都发动起来。又是抄家，又是武斗，又是毁文物。《圣经》上说：‘有时候，我们的英雄似乎只比土匪头子稍稍强一点。’我看两千年前犹太人说的这句话，在两千年后的中国应验了。”
康老在这里插了话：“今天哪里是两个大右派的聚会，我看是三个右派的沙龙。”她的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些兴奋的章乃器，探过身对老人说：“康老，我念一幅最近写的对联给你听，好吗？”
“好！”老人高兴了，用白手帕掸掸耳郭，说：“我洗耳恭听。”
“你是诗人，我是个俗人。不过，偶尔也诌两句。”章乃器立于客厅中央，面向毛泽东像，一字一顿地说：“肠肥必脑满。”接着，把烟斗掉转过来对着自己的胸口，说：“理得而心安。”
一言既出，顿时寂寞无声。
康同璧轻轻拍手，道：“写得好。”
罗仪凤吐吐舌头，对母亲说：“妈，这副对联你只能听，可不能对别人说呀！一旦传出去，咱们可都要掉脑袋！”
康同璧趁着女儿进卧室的空隙，也向我们吐了吐舌头，笑着说：“她怕，我不怕。当时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打了我，我也不怕。现在的中国人，只剩一条命。何况，我也八十岁了。”
父亲立即劝解老人：“仪凤的话是对的。你们母女相依为命，仪凤的生活全靠你，你更应小心才是。”
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章乃器望望渐暗的天空，对康氏母女说：“今天过得太愉快了，这得谢谢康老和仪凤。天色不早，我和伯钧要分头离开这里才好。他有小愚陪同，住得又不远，所以我要先走一步了。”
父亲和他紧紧握手，互道珍重。罗仪凤为他挑起客厅的棉门帘。
分手的一刻，脸上铺满微笑的章乃器对父亲说：“伯钧，我们还会见面的。”
大家目送他的离去。夕阳给这座僻静的院子，涂上一片凄凉的金色。章乃器敞开的大衣，在寒风中微微摆动。刚才还在说笑的人们，又都回到了现实。“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
父亲也起身告辞。临别之际，对康老说：“在人们要不断降低自己做人的标准以便能够勉强过活的时期，老人家依旧君子之风，丈夫气概。这次会面实在难得，但不可再搞。太危险了！尤其对你和仪凤的这个家，风险太大。”
康同璧握着父亲的手，连声说：“不怕，不怕，我们大家都不要怕。”
罗仪凤执意要将父亲送出大门。走在石板路上，她一再感谢父亲，并说：“要不是章先生最后说了不可再聚的话，我妈过不了多久，又要请你们来了。”
父亲用解释的口吻，说：“人老了，怕寂寞哇。”
“不单是这个理由。”罗仪凤反驳道：“更主要的是，她特别敬重你们。”
父亲内心十分感动，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见这样的话了。
寄住在康家的这段时间，我还认识了三个教授。
一个叫张长江，是康有为弟子张伯桢之孙，北京史专家张次溪之子，在对外经贸学院（即现在的对外经贸大学）任教。说得一口好英语、又有一手好书法的他，十天、半月来罗宅一次，负责处理康同璧的文字类事务。他曾偷偷告诉我：“你在川剧团，康氏母女给你的回信，大多由我代笔。所以，我们早就认识，只不过无缘得见。”
张先生进门后，从不急于走到写字桌忙着提笔干活。他要和老人说上许多闲话，趣话，以及街头新闻。和我聊天，则讲菊苑旧事，文坛掌故。一旦和罗仪凤谈及需要处理的事情，有我在场的话，就全讲英语了。我也理解，毕竟属于人家的私事。他在康家从不吃饭，哪怕是抄抄写写到天黑。知书达礼，随和风趣，以及对人情世故的谙通，使他成为一个备受欢迎的人。可以说，张长江一来，康氏母女总是眉开眼笑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陆刮起留美狂潮。我在北海后门附近，遇到那位上海小姐。简短的闲聊中，她对我说：“你要去美国吗？要去，就找张长江。他不教书了，在美国大使馆工作，可红啦！他对你印像很深，常念叨你呢。”我家离美国大使馆很近，只隔一条马路。但我始终没有去找已是红人张长江。据说，参加康同璧母女葬礼的，有他一个。
另一个教授的名字，怎么也记不起了。他并不怎么老，却已是满头白发。在山东大学教书，自心理学科被官方取消后，改教中文了。他来北京料理私事，请假三日，食宿在康家。当他听说我父亲是章某人的时候，即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说：“我对令尊大人非常敬佩。今天我们给马寅初和章罗联盟下政治结论，为时尚早。因为胜负输赢不到最后一刻，是难辨分晓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究竟革命还是反动？更要留给历史评说。”
三天里，他天天议论江青。他说：“江青就是蓝苹嘛。沈从文就认识她，也跟我谈过她。一个三流电影明星，品质也差，非要称什么文化旗手，还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她一登政坛，便用尽低劣之极的招数。我们英明领袖的‘英明’，也真是少有。最让我不明白的是，几百万的共产党员，竟都能服从、容忍，甚至拥戴。”说话时，那无比愤怒的态度和胆量，使人觉得他根本不是什么教授、书生而是侠客，壮士。
临别时，他希望我能在罗宅多住些日子，说：“这个家太冷清，人太寂寞。从前可不是这样的。”
再一个教授，便是黄万里了。
那天下午，我回到康家，见一个学者风度的人坐在餐桌旁边。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约五十来岁，衣著得体，脚下那双生胶底软牛皮皮鞋，很显洋气。
罗仪凤说：“你们该认识吧？”我们各自摇头。
康同璧惊奇地说：“怎么会不认识呢？一个是黄炎培的公子，一个是章伯钧的千金。”
康氏母女哪里晓得民盟的复杂结构与人事。父亲与黄炎培的往来纯属公务性质，谈不上有多少私交。反右以后，索性断了联系。
黄万里听了老太太的介绍，立即起身，向我伸出右手，说：“我叫黄万里，在清华教书。虽说我是父亲的儿子，可现在是你父亲的兵呀！”
站在一边的罗仪凤解释道：“万里和你爸爸一样，戴了右派帽子。”遂又翘起大拇指，说：“他的学问特别好，在美国读了三个大学，得了七个博士。万里，万里，他本该鹏程万里。”
有了这个前提，似乎也就有了话题。我问黄万里是因为什么划了右派。他告诉我：“是因为黄河，具体说就是反对三门峡工程。”原来，黄万里认为黄河的特点在于泥沙。治黄关键在治沙，可那时苏联专家的方案是根本不考虑排泥沙的事。后来三门峡用于挖沙的钱好像比发电得的钱还多。大坝一次次改建，弄得千疮百孔；库区百姓上下来回搬迁，搞得苦不堪言。实践证明，他是对的，可帽子戴了二十三年。
康同璧用称赞的口气，补充道：“小愚，万里的诗是做得很好的！”
黄万里笑了，说：“快不要提什么诗了。（19）57年划成右派，跟我写的《花丛小语》（随笔小说）还有很大关系呢。”
大约闲谈了一个多小时，黄万里起身告辞。说：“回清华的路太远，要早一点走。”
康同璧非常舍不得他走，拉着他的手，一再叮嘱：“你只要进城，就一定要来呀！”
黄万里一再保证：“只要进城，就一定来。”
有了这句话，老太太才松了手。
这三个教授与康氏母女都是老朋老友了。他们之间的往来，不涉“关系”，也无利益原则，完全是传统社会的人情信托。他们之间的相处亲切，信赖，安闲，是极俗常的人生享受，又是极难得心灵和谐。他们之间的谈话，因文化积累的丰富而有一种特别的情调，因有了情调而韵味悠长，像白云，细雨，和风。
我每天是在晚饭后去东四十条罗宅。有时因为天气不好，父亲就叫我早一点离开家。康氏母女见我回来得早，总是特别高兴，见面的第一件事，便要我说说当日新闻或小道消息。听完以后，康同璧常说的一句话是：“现在外面太乱，人变得太坏，好多事情也搞不懂了。我经历了四个朝代，总结出的经验是‘以不变应万变’。”
忆旧，则是我们的另一个话题。一提到过去，康同璧的话就多了，而且讲得生动有趣。一次，大家坐在客厅搞精神会餐，罗仪凤讲发鲍鱼和炖燕窝的方法；上海小姐介绍如何自制沙拉酱，我也聊起父亲和我爱吃西餐的事情。
老太太接过话头说：“先父也爱吃西餐。在伦敦生活的时候，有一次上街看见一家地下餐厅，他想餐厅开在地下，价格肯定要便宜，于是就走了进去。翻开菜单，那上面竟有龙虾。先父大喜，叫来服务生说，我要龙虾。饭饱酒足后，呈上账单。他一看，吓坏了，就是把口袋里所有的钱掏光，全身的衣服当尽也不够。他只好狼狈的坐在那里，等外面的朋友送钱付账。原来伦敦的地下餐厅是最贵的地方。”
老人讲的故事，不但引来笑声，而且引出口水。我叫嚷着：“罗姨，我想吃西餐！”
老人见我叫，便也跟着叫：“我也要吃。”
上海小姐说：“如果吃西餐，沙拉酱归我做。”
罗仪凤嗔道：“都闹着要吃，可谁来洗那二百个盘子？”
“怎么要洗二百个？”这个数字让我吃惊不小。
罗仪凤答应了我们，并说：“你们不许催我，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吃。”
康同璧高兴得直拍手。我回家却挨了父亲的骂，说我嘴馋的毛病走到那里也改不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局势和环境。
第二天，我对康同璧说：“不想吃西餐了。”
“是不是爸爸批评你了？”坐在一边的罗仪凤马上就猜出了原因。
我点点头。
罗仪凤说：“我一定让你吃到西餐，不过，就别回家再说了。”
过了许久，我早把闹着要吃西餐的话，忘在了脑后。突然，罗仪凤告诉我，这天晚上吃西餐。她简直就是一个能施魔法的仙女，在社会生活都已全部革命化的情况下，居然摆出了规范而正宗的西餐。长长的白蜡插在烛台，高脚玻璃杯斟满了红酒，镀银的刀叉，雪白的四方餐巾。我不禁惊叹道：“咱们好像到了一个神话世界。”
什么都摆弄好了，罗仪凤竟没有在场。我问：“罗姨是不是还在厨房？”
康同璧和上海小姐都默不做声。等了一会儿，罗仪凤从卧室里走出，那一瞬间，她漂亮得好似回到了少女时代。烫染过的头发起伏闪亮，并整齐地覆盖着额头。粉红的唇膏衬托出一口整齐的牙齿。秀丽的眼睛上面，眉毛仿佛出自画家之手。苗条的身材裹着白底蓝色小碎花图案的布质旗袍，跟盛开的花丛似的。散发着香水芬芳的她，温雅又柔美。接着，又惊异地发现她的睫毛比平素长了，胸部也高了……这是怎么弄的？我那时还真的搞不懂。
每上一道菜，必换一次盘，包括衬盘、衬碟在内。在刀叉的配合、唇齿的体味与轻松的交谈中，我渐渐找到了西餐的感觉和旧日的情调。在橙黄色的烛光里，真有种类似梦境的意味。
我把吃西餐的始末与美妙，讲给父母听。父亲说：“你太粗心大意了。一个女性能如此操办、打扮，肯定是在给自己过生日了。”
“那罗姨为什么事先不说或在举杯时讲呢？”
“仪凤是在回避自己的年龄。”
我又问父亲：“罗姨的生活环境那么优越，怎么她什么都会？做粤菜，做点心，做西餐，烧锅炉，种玫瑰。”
父亲告诉我：“英德两国的传统贵族，自幼均接受严格的教育及训练，都有治家的性格与能力。哪里像你的那些干部子弟同学，生活上的事共产党一律包干，两只手除了会化钱，就什么都不会干了。”
纵不能惹起某个男人的热烈情感，但足以引起普遍的喜爱，罗仪凤就是这一流的女子。轻盈的体态，纯良的品质，对日常事物处理的稳妥周全的才智，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大家风范，兼备于一身。难怪父亲，章乃器，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等人，都无一例外地喜欢她。我也喜欢罗仪凤，但在我与她已经混得很熟的时候，仍觉自己并不完全了解她。她和自己的母亲拥有一个很大的活动天地，交游缙绅，往来鸿儒。但是当她一个人独处时，又好像全世界皆与之无关。她与康老一样地善解人意，却很少将自己的事随便告人。我至今不知她从燕京毕业后的几十年，有着怎样的经历？她怎样生活？工作过么？被人爱过么？——为了能解答这些疑问，我对她说想看看她的影集。罗仪凤爽快地答应后，一头扎进后面的书房。
我接过落满尘土的老像册，不禁叫起来：“罗姨，怎么只有一本？”
“我自来就不爱照相。”她笑着回答。
本想从旧影中对她的过去寻些蛛丝马迹，不料竟一无所获。像册里面，绝大部分是康同璧的照片，属于罗仪凤的，很少很少。偶尔发现一两张，那也是她与女友的合影。即使这样的照片，她的相貌也是模糊不清，因为总有一副硕大的太阳镜遮住半拉脸。在所有的照片里，生活十分西化的她，身边居然没有一个男性。曾听上海小姐说：“康老不愿意女儿和男人往来，想把女儿永远留在身边，好照顾自己。一次，同仁堂的乐家大姑专门来给罗仪凤说媒。没几分钟，康老就把乐大姑撵出了大门。老太太惟有对罗隆基是个例外，始终视为贵客。”
我看完影集后，问：“罗姨，你为什么不爱照相呢？”
她抚摩着影集的黑皮封面，叹道：“这些相片对留影人，当然是宝贵的。可你想过没有，多少年后一旦落在陌生人手里，那将是个什么情景？恐怕不是当废纸扔进纸篓，就是作为废物卖掉。想到这样的归宿，即使面前是多美的景致，身边有多好的朋友，我都不愿意面对镜头了。”
“罗姨，一张好照片，可随时欣赏。你现在何必担忧几十年后的事。”我想，罗仪凤不留影的根本原因，恐怕是觉得自己并不漂亮。
她摇头，说：“像我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又是一个人，是必须学会预算生活的。”
罗宅有一套看着大气、坐着舒坦的英国沙发，而且被保养得很好。当那位上海小姐要搬离康家的时候，罗仪凤毫不犹疑地把沙发送给了她。我问：“这么好的东西，你也可以用，干嘛要送给别人？”
罗仪凤说：“我的小愚，你还年轻啊！许多事要提前做安排，不能等老了以后再说。特别是那些视为珍贵之物的东西，一定要由自己亲手处理，不要等到以后由别人来收拾。我说的‘别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儿孙和亲戚。”
“淡生涯一味谁参透？”在我懂得她所持的这个观点后，才渐渐懂得她的行事及做派。罗仪凤给自己立的做事规则，犹如提前执行遗嘱一样，很有些残酷。别说我接受不了，就是一向欣赏西方人生活原则的父亲和罗隆基，恐怕也办不到。然而，当我历尽坎坷、不再年轻、并也做了孤家寡人的时候，对她的观点和行为，不但深深地理解了，也彻底地接受了。
罗仪凤爱香水。
她对我说过：“香水好，就连装它的瓶子，也是美的。”由于都知道她的这个喜好，所以从她读燕京开始，人们在送她礼品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上等香水。她把最好的香水作为藏品，装入一个木箱。“文革”爆发，这个木箱再没有打开过，就是说，她把香水“戒”了：不搽，不闻，不看。
后来，她把箱子送到我家，对母亲说：“这里面都是最好的香水，有的比黄金还贵。你有两个女儿，她们可以用。”
母亲执意不收。
罗仪凤想了想，说：“算我寄放在这里，总可以吧？”
母亲答应了。那么喜欢香水的她，自己竟一瓶不留。从此，她不提木箱的事，直到死。
罗仪凤喜欢鞋。
我一直以为在她的服饰穿戴里，最讲究的部分就是脚下的一双鞋。她穿鞋要配衣服，配季节，配场合，配情绪。一句话，把鞋穿到了审美的境界。所以，她的鞋既是用品，也是藏品。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的时候，她不知该如何处置，又舍不得把它们丢掉。
情急之下，她把我的姐夫找来，急切切地说：“红卫兵在‘勒令’中，只规定不许穿高跟鞋。你看，咱们是不是可以用锯把所有的鞋跟儿都锯掉？”姐夫听后，同意了。
夜深人静，罗仪凤把鞋子统统翻出来，几乎堆成一座小山。她又找出了锯子。先是姐夫一个人锯，后来是两人一起对拉。十几分钟，却连一只鞋的后跟儿也没锯掉。罗仪凤累得满头大汗，急得满脸通红。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姐夫观察发现：罗仪凤的鞋均为进口货，别看后跟儿纤巧如一弯细月，可内里都有优质钢条做支撑。他擦着汗说：“国产锯怎么对付得了进口钢？罗姨，我们这样干个通宵，也锯不了几双鞋。”
罗仪凤坐在地板上，瞧着那些八方买来、四季穿着、一心收藏的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她屈从了现实，放弃了审美，把鞋扔了。一双未留。
罗仪凤爱花。
她家的庭院里，栽有一片法国品种的玫瑰，还有十余株品质极高的榆叶梅，排列于大门两侧。五十年代的春日，一位副总理级的高官驱车路过东四十条。那繁密似火、浓艳似锦的榆叶梅，绽露墙外。花树之盛，引得他驻足而赏。后来，他的手下工作人员，含蓄地表达了首长意思。待花谢尽，罗仪凤让人把所有的榆叶梅连根挖出，送了过去。一株未留。
一个冬日的夜里，我住在康家。恶梦把我惊醒，开了床头灯看表，已是半夜三点多了。一片寂静中，仿佛觉得有仙乐从天上飘来。细听，那仙乐是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再细听，那声音是从罗仪凤的卧室传出。顿时，我睡意全消。月亮穿过窗帏，投下寒冷的光波。我躺在狭小的床上，忘记了外面的疯狂世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尽管自己知道此时此刻，是绝对不该叨扰她的。但我难以克制涌动的心潮，不由得推开了通向她卧室的小门——
罗仪凤见我光脚散发，立在她的床头，惊恐不已。原本就没有血色的脸，刹时变的灰白，灰白。她的双手下意识地抱住一个有整块青砖大小的东西。那东西在月光映射下，闪动着金属的光泽。我想，美妙的音乐该是从这里流淌、蔓延开来。恰恰在这个时侯，小提琴旋律戛然而止，从“砖头”里传出的是英语。
我问：“罗姨，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收音机。”
然后，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她也不知道该向我解释些什么，二人相对无语。沉默中，罗仪凤突然爆发出无比的激愤，她下颚骨发颤，眼睛像火一样的红了起来。她把“砖头”护在怀里，用一种类似诅咒的口气，说：“小愚，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也是个无能的人。我无夫无子，这辈子只剩下一点儿爱好。我喜欢鞋，现在鞋都扔掉了。我爱花儿，可那些美丽的玫瑰是我在（19）66年夏天被抄家的夜里，流着眼泪亲手用开水浇死的。现在，花儿没有了。我爱香水，香水没有了。我爱音乐，音乐没有了。我爱英文诗，诗也没有了。我从来没有、也不想防碍共产党，可共产党为什么要如此侵害我？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我家来说，是釜底抽薪；对我个人而言，是经脉尽断哪！”罗仪凤仰望夜空，力图抑制住心底的悲与痛。但我还是见到了她的泪水。灯下，她的泪水像玻璃一样剔透。
待情绪稍有平复，罗仪凤反倒起身送我回屋，并问我：“要不要吃点安眠药？”
后半夜，我一直在琢磨康氏人家，索性不睡了。父亲说过，她们母女是真正的贵族。我想，这些昔日贵族活在今天，日子太难，心也太苦。康同璧常说自己的处世原则是“以不变应万变”，然而，现实却在逼迫她们做出“顺适”。出于教养，也出于经验，她们的“顺适”往往表现为一种不自觉其努力的努力。这种努力和共产党员努力“改造世界”，当然其内涵各异。后者的努力是向外、向外、再向外，具体说就是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前者的努力，是向内、向内、再向内，具体说就是努力于自省，自律和克己。努力的核心内容便是：忍。在云诡波谲世事不胜其变幻的年头，谁都得忍。强权下的老百姓，以其渺小而忍。那么，康氏母女所代表的老派家庭的忍，又体现出什么呢？是阅历太多、见事太明的无可奈何？还是抹杀自己、无损于人的智慧生存？——年轻的我无法判断，但罗仪凤的哭诉，却让我深深懂得：这种“忍”，原来是最可痛心的，其内里，有着怎样的悲凉与沉重。因为任何分寸的“顺适”，都要毁损或抑制天性。想到这里，我暗自发誓：这辈子决定保卫自己的天性，决不“顺适”。而后来的情况竟是——我为这样的决定付出了几乎一生的代价。
康同璧自幼成材，游学欧美，后投身社会，并从事艺术。有如此经历的人，该是不迷信的。但不迷信的康同璧，却很喜欢让人给自己算卦，而且只信一个人的卦。这个人不是什么风水大师、易经专家，是与之同住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姓林，大家都管她叫林女士，我至今亦不知其名。罗宅跨院的两间平房，是她的落脚之处。
从相貌到举止、从打扮到说话都是个十足农妇相的林女士，平素只呆在自己房间里做女红，如纳鞋底儿，缝棉袄，絮棉被。康同璧母女叫她，她才进到正院。在我们面前，她有些拘谨，极少说话。即使有人问她什么，也是用最短的语句回答。而老人叫她，不外乎两件事。一是治病，即按摩、针灸，拔火罐。二是算卦。隔几日，康同璧必请林女士算上一卦。老太太什么都算：如天下不下雨？有没有客人来？某人今天是否平安？而林女士又是什么都能算，而且从草梗、纸牌、硬币到缝衣针，林女士都能拿来当做占卜工具。
我曾问罗仪凤：“你妈为什么喜欢算卦？”
她笑道：“哎，算着玩呗！八十岁的老太太还能玩什么？现在我们能玩什么？”
“林女士算得准吗？”
“很准。”
“真的？”
“真的。”
“为什么？”
罗仪凤说：“因为她的命最苦，心最善。这样的人算出来的卦，最准。”
“罗姨，你能给我讲讲她的身世吗？”
罗仪凤尽管点点头，却一个字不说。我常站在一旁，看林女士给康同璧算挂。一般来说，都是好卦，至少是平卦。可到了1968年夏季以后，林女士算出来的卦，有时就不太好了。如果卦不好，康同璧往往是摆摆手，让林女士离开客厅。
一天清晨，康同璧起床便说自己头昏，心里不舒服。刚吃过早饭，就叫女儿请林女士过来给自己的身体状况卜算一下。那日的天气特别地坏，狂风大作，乌云蔽日，气温骤降。罗仪凤建议等到中午再去请她。老人怎么也不肯，非要立马见人。林女士很快来了，算出来的卦，很糟。
“怎么会这样？”老人的眼睛直视对方。
“康老，就是这样。”林女士小声回答，态度谦恭。
罗仪凤使个眼色，林女士即退了出去。
那日下午，我回到罗宅。刚跨进门，罗仪凤便悄悄告诉我：“还不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妈又让人把林女士叫来，又测一卦。”
“结果怎么样？”我问。
“假如早上的签，是‘不好’的话，那么中午的签，就是个‘很不好’了。所以，你最好在客厅多坐些时间，多和她聊天说话，让她把‘卦’的事忘掉。行吗？”
“当然可以。罗姨，你放心吧。”
不一会儿，康同璧午觉醒来，走到客厅。罗姨赶忙取来木梳，给母亲拢头。我赶忙打开话匣子，东扯西拉。一向爱聊天的老人，对我们的谈话失去了兴趣。她将双手摊在膝盖上，看看掌心，再翻过来瞧瞧指甲。之后，便抬头对女儿说：“你去请林女士来。”
罗仪凤指着窗外，说：“外面刮大风，是不是明天再让她过来？”
“不，你现在就去。”口气坚决的不容置疑。
罗仪凤无可奈何，也毫无办法，只好去请林女士。
占卜是在书桌上进行的。康同璧神情专注，眼睛紧盯着林女士的手。罗仪凤忐忑不安，站在母亲的身后。我也跟着紧张，害怕再出坏签。林女士的脸上则无任何表情。整个宅院像一座久无人住的古堡，四周没有一点声音，只有窗外的狂风在猛烈地呼啸着。这哪里是在做占卜的游戏，简直是两军对垒，决战前夜。卦推出来了：下下签，是个最坏的结果。
“你说说，这是什么签？”老太太面带怒容，一下子把脸拉得很长。
林女士不语，康同璧气得两手发颤。罗仪凤急得朝林女士努嘴，使眼色，意思是叫她赶快撤离。
康同璧继续逼问：“我问你，这是什么签？”
林女士还是不说一字。
“我在问你，你怎么不回答我？”老人严峻的表情，甚至有些刻毒，眼里闪耀着可怕的光芒。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还流露出一种能打动人心的痛苦。
在林女士呆板的神色里，含着一种不祥的镇静。大概是一日三卦，一卦不如一卦的凶兆和林女士一问三不答的态度，同时刺痛了老人。康同璧忽然满脸绯红，鼻翼也由于激动而张大。一条深深的皱纹从紧咬的嘴唇气势汹汹地向下巴伸展过去，她死死盯着眼前这个给自己三次预言厄运的女人。眼睛里的那股可怕光芒，已变成了无法遏止的怒火。“啪！”老人猛地伸出右手掌，一记耳光打在了林女士的左脸颊。这个举动发生得这样突然和意外，瞬间的行为和一贯举止的巨大差异，把我吓呆了。而毫无表情的林女士，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罗仪凤惊呼，道：“妈妈，你怎么打人呀？！”随即，从暖壶里倒了一杯开水，递给林女士。
康同璧也震惊于自己的举动。她用手扶着桌子，闭上眼睛，仿佛眩晕了似的，额角渗出细细的汗珠，脸色惨白。
我胆怯地问：“康老，我扶您到沙发那儿去坐吧。”
“不用。小愚，谢谢你。”显然，她在竭力约束住自己，慢慢地转过身朝卧室走去，在掀门帘的时候，肩膀一下子靠在了门框。我觉得那个耳光，同时也打在了老人自己的身上，打掉了她全部体力和精神。
晚饭后，我们围坐在壁炉前。这时，康同璧的眼神又恢复了清亮，像是乌云散去后，那汹涌的波涛经月色的照拂，已归于平静。她让女儿再请林女士过来一趟。我想，这次该不是又要算卦了。林女士在罗仪凤的陪同下，进来了。她的温和与礼貌，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儿时在香港教会学校读书见到的修女。
康同璧见到她，立即起身，走到跟前深鞠一躬，说：“林女士，请你原谅我下午的举动。”
这个举动也如那记耳光，同样令我吃惊。林女士也有些惊恐。因为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惯常做法是：心里认错，嘴上不说，更不会低头，搞主动道歉。站在我身边的罗仪凤则长出一口气，脸上浮出了微笑。
事后，我问父亲：“为什么一个下下签，就能让康老失去常态呢？”
父亲认为，我提的可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这其中有哲学内容，有心理学成分，还有社会因素。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没有信仰，却迷信。穷人迷信，阔人迷信，贵人迷信，要人也迷信。康同璧自然也不例外。”说到这里，父亲用手指着后院的方向，说：“小愚，还记得我们家后院角门的四扇活页门板上分别写的‘元亨利贞’四个字吧。你知道它是个什么意思？”
我瞎猜道：“大概是说平安通泰吧。”
父亲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故意压低嗓门在我耳边说：“这是卦辞。”
“真的？”
“当然啦！是《易经》里的乾挂的卦辞。”
“天哪！卜辞都进了家门。”我叫了起来。
父亲说：“你看，这不就叫迷信到家了嘛。再说，像康同璧这样的老人，只想长寿、平安。所以一个凶卦对她来说，就是打击。连续三次打击，她老人家就消受不了。冲动下的那一耳光，与其说是针对是算卦的人，不如说是针对她算出来的卦。不过，康老在冲动过去后，便去鞠躬道歉，这是很有勇气的。不像某些人明知自己错了，却从不认账。”
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林女士的卦是灵验的；林女士本人也很不简单。
（19）68年，康同璧过了最后一个生日。
罗仪凤对我说，家里还存有一些燕窝，准备在母亲生日的时候，全拿出来请客。
我说：“我这辈子还没吃过燕窝呢。”
“你怎么会没吃过它？”罗仪凤吃惊地问。
我说：“（19）48年在香港，马来的燕窝大王曾送给父亲两大口袋燕窝。回国后我爸忙，我妈也忙，谁都顾不上吃，一直搁在堆放杂物的房间里。结果，红卫兵抄家时把燕窝全抖落在地上，脚踩来踩去，都成了粉末。”
康同璧听了拍着沙发扶手说：“生日那天，你一定要在这里吃晚饭，我请你吃燕窝啦！”
我高兴地答应。可到了老人生日的那一天，父亲胃痛，我陪着父母喝稀饭。天完全黑尽的时分，才赶到东西十条。一进门，我即向康同璧鞠躬祝寿。满脸喜气的老人赶忙拉我的手，走到平时吃早餐的圆形餐桌旁边，端起小碗举到我嘴跟前，说：“这就是燕窝。要不是我提醒仪凤给小愚留些，大家早就吃光了。”
燕窝是凉的，但我愿意当着寿星的面，趁着兴奋劲儿一股脑儿吃下去。吃的时候，舌唇虽难察其味，但幸福与满足的感觉，一起挤入了心底。
客厅里坐满了客人，令我惊诧不已的是：所有的女宾居然都是足蹬高跟鞋，身着锦缎旗袍，而且个个唇红齿白，妩媚动人。提着锃亮小铜壶，不断给客人斟茶续水的罗仪凤，穿了一件黑锦缎质地、暗红色软缎滚边的旗袍，腿上长筒黑丝袜，脚下一双式样极其别致的猩红毡鞋。头发也拢直了，用红丝线扎成一双辫子。不仅是女孩儿家打扮，而且红黑两色把她从上到下装扮得风情十足。转瞬之间，我仿佛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
我问那上海小姐：“现在，连花衣服都被当做‘四旧’取缔了，她们怎敢如此穿著打扮？”
上海小姐说，她们来的时候每人手提大口袋，内装旗袍，高跟鞋，镜子，梳子，粉霜，口红，胭脂，眉笔。走到康家大门四顾无人，就立即换装，化装，而丈夫则在旁边站岗放哨，好在那时的居民不算多。
我问：“她们干嘛不到家里去装扮，非要在外面？”
“这是规矩，也是对老太太的尊重。你想呀，进门就要行礼祝寿，穿着那套革命化制服怎么行？”
我坐在客厅的角落，看着满屋子贵客和康氏母女时而英语、时而粤语、时而旧话、时而笑话地热烈交谈着。在暖融融的气氛里，被强权政治压瘪了的灵魂，因顿获释放，而重新飞扬起来。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女性穿的是银色软缎旗袍，脚下是银色高跟鞋，淡施脂粉的娇好面孔，焕发着青春的光彩。
我问罗仪凤：“她是谁？实在是太漂亮了。”
“她姓吴，芭蕾舞演员。上海永安公司老板的外孙女。”
这时，我听见康同璧问她：“你的妈妈好吗？”
吴小姐答：“妈妈被赶到一间阁楼，阁楼窄得只能放下一张床。每月发给她十五元钱。领工资的那一天，妈妈必去‘红房子’（上海一家有名的西餐厅）拿出一块钱，挑上一块蛋糕吃。她说，现在上海资本家家里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装着食品的饼干筒了。如果红卫兵再来抄家，她说自己一定先把能吃的东西都塞进嘴里，再去开门。”
吴小姐还说：“妈妈说话常带出英语单词。越是着急，英语就越是要蹦出来。为了这个，批斗时吃了不少苦。”她还模仿了一番母亲怎样“英汉双语”地说话。那活灵活现的表演，让大家拊掌大笑。
另一个中年女性始终端坐在单人沙发，神情高贵，很少说话。即使对老人说上几句，也是我一点也听不懂的广东话。罗仪凤告诉我，她是自己的亲戚，在北欧一个国家的大使馆工作，月薪高达三百。“文革”开始不久，上边就命令她回家。那个国家的大使夫妇曾手持鲜花，数次登门拜访，一再表示希望她能回到大使馆。因为现在外交部派了三个人来顶替她，也还没把活儿干好。
在那么一个既疯狂又恐怖的环境里，大家都在苟活着，谁也谈不上风节。但他（她）们却尽可能地以各种方式、方法维系着与昔日的精神、情感联系。去康家做客，服旧式衣冠，绝非属于固有习癖的展示，也非富人阔佬对其占有或曾经占有财富及文化资源的炫耀。他（她）们的用心之苦，的确体现出对老人的尊崇与祝福。然而，这种对旧式衣冠及礼仪的不能忘情，恐怕更多的还是一种以历史情感为背景的文化表达。尽管这些人必须听党的话，坚持政治挂帅，读毛选，背语录，去过革命化、格式化的生活。但在他（她）们骨子里欣赏并怀念不已的，还是风雅、细腻，高度审美化、私人化的日子。而康家老宅及旧式礼仪及衣冠所蕴涵的温煦气息和超凡意境，又使每个人自动获得了精神归属和身份的确认。“感秋华于衰木，瘁零露于丰草。”——想到这里，我不由得瞧了瞧自己身上的咔叽布制服。别看住在康家，与之相比，归根到底我还是个圈外人。
进入高龄的康同璧，是很少生病的，只是夜间尿频。为此，罗仪凤每天都要给母亲砸核桃，剥核桃吃。不仅要她吃核桃肉，还要她必须吃掉两半儿核桃肉之间的那片木质的“衣”，说这个东西可以“拦”尿。老人吃得愁眉苦脸，然而起夜却并未减少。由于我睡的房间紧靠盥洗室，所以她每次起夜，必从我的床边穿过。冬天的后半夜是很冷的，康同璧照样自己起身，打开床头灯，戴好睡帽，披上睡袍，扶着墙壁或家具走进盥洗室。有一次，患有高血压的康同璧白天就喊头晕眼花，夜里简直就是跌跌撞撞地走路。望着老人一趟趟的艰难挪步，一次次地频繁往返，我对罗仪凤说：“干嘛不在卧室里放个高筒痰盂，偏要三更半夜地折腾老人？”
“哪里是我折腾，是她自己不肯呀。”罗仪凤一脸的委屈。
一天，我被上海小姐传染上了重感冒。康氏母女无论如何也不让我回家了，说这里的条件要好些，也有现成的药。我卧病在床的那阵子，康同璧每天都要走到床头问：“现在是不是感觉好些了？”说罢，还伸手摸摸我的额头，看看是否发烧。
罗仪凤只要发现她进我的屋子，就要撵她走，并生气地说：“小愚病了，好办。你要再病了，我可就麻烦了。”
老太太乘罗仪凤到外面张罗事儿的功夫，又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她像个胜利者，很得意地说：“女儿总要管我，我不服她管。”隔了会儿，她从外屋给我端杯白开水。一路上颤颤微微，水也洒了一地。她还一定要站在床前看我喝上几口，才肯离开。
和康同璧相处，使我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个高龄老人的天地，第一次体会到人生最后阶段的种种心理及困苦。有丰富阅历和教养的她，即使进入到老年，也竭力在维护着人的尊严与自由。她懂得失去独立意志和自理能力的生活，是痛苦和羞耻的。所以，老人顽强地拒绝帮助和搀扶。这种不承认衰老，不向年龄妥协的心理，其实是老人与自己的命运在做主动较量。她过问我的病情、递给我白开水时所表现出来的骄傲、温情和快乐，一方面说明老人以自己尚能关怀别人，照顾别人为乐事，幸事。另一方面，是她用行为证明自己仍然可以独立自主，进而尝试到把握生活的满足。总之，我在东四十条生活的日子里，康有为这个最有才气的女儿特有的个性、习好、自尊以及某种乖僻所合成的人生最后乐章，让我无比的珍视与感动。以至于这种感动和珍视，影响了我的后半生——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老人，我都能体味出落日余晖的伤感和美丽。
也就在这一年，按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社会总动员，开始狠挖阶级敌人，抓现行反革命。我必须返回成都的工作单位。离京前夕，我去和康同璧母女告别。
“小愚，你为什么要走呢？陪着你爸爸妈妈多好！”康同璧边说边摇头，分明流露出不满。
我不知道该向老人家如何解释自己的危险处境，罗仪风见我面带难色，便对母亲说：“小愚的工作单位在四川，在北京住了那么久，当然要回去一下，至少该把这几个月的工资拿回来。”
“去，把工资拿来，再回北京。回来还住在我家，我随时都欢迎。你领回的工资，留着自己用。再不，送给爸爸妈妈，我这里仍旧是吃住免费。我这个人是施恩不图报。”
我们三个人都笑了。我答应康同璧，一旦把杂务事料理好，立即返京并仍住在她这里。
老人很满意我的回答。随即伸出一个手指，问：“你去一个礼拜，好吗？”
见我没有反应，又伸出两个手指，问：“要不，去两个礼拜？”
见我仍无反应，便再加上一个手指，直声直气地问：“三个礼拜，你总够了吧？”
罗仪风朝我眨巴眼睛，我忙说：“康老，要不了三个礼拜，我就回来了。”老太太乐了，高兴得双手拍巴掌。
其实，我很明白自己的返川之途是凶多吉少，一踏入川剧团的大门，即会被革命群众专政。斗我，关我，怎么收拾我都行。我舍得自己的命，却舍不得父母。父母比天大，比命重。只要想到年迈的父亲，我便心神不定，很悲哀，很迷茫。和康同璧的相对宁静安稳比较，我简直不敢揣测父亲本已不多的未来。难以克制内心忧伤与恐惧的我，低声对罗仪凤说：“我这一走，不知道爸爸以后的日子会怎样？”
尽管把耳朵凑过来，康同璧仍然听不清我的话。她迫不及待问女儿：“小愚在说些什么？”
罗仪凤用粤语大声地重复了我的话，她听懂后，一只手拍着自己的胸膛，说：“小愚，你放心地去吧！你的爸爸只要不生病，今后就不会出问题。我敢打包票！”她的口气坚定无比。
我感谢她的快慰之语，却情不自禁地问：“康老，您凭为什么这样说？又还敢打包票。”
老人说：“是命运告诉我的。先父的经历，证明了命运是存在的。你大概知道戊戌变法的事情吧？”
我点头，道：“中学历史课就讲了，大学又讲了一遍。我还根据谭嗣同狱中题壁的情节，写了一折戏呢。”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老人随即大声背诵出谭嗣同那首写在监舍墙壁上的绝命诗。
她叫我移坐到她的身边，又叫女儿给自己倒上一小杯水。见此情状，估计这是要跟我认真谈谈了。果然，她开始了关于康有为命运的讲述：“戊戌年（1898）的八月先父变法失败，假如我还没有记错的话，是初六清早发生的政变。皇上（光绪皇帝）被囚，西太后临朝听政，下谕抓维新人士，南海先生是情罪重大的首犯。他恰恰在这一天的上午11点钟，把自己的行李从招商局的海晏轮搬下来，改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船，离开天津。荣禄派飞鹰兵舰追，飞鹰兵舰的速度比重庆号快一倍。可是走到半路，兵舰的煤不够了，只好折回天津。小愚，你说这是不是命定？初八船过烟台，先父上岸买了水果。荣禄向上海道、烟台道发出‘截搜重庆号，密拿康有为’的密电。恰好烟台道有事外出，随手把电报塞进了口袋。等他掏出一看，马上返回烟台时，重庆号已经开走。小愚，你说这又是不是命定？上海道得到密旨，连日亲自坐镇吴淞，凡来自天津方向的轮船都要上去搜查。上海的维新党人士看见许多兵勇守在那里，以为康有为这一回是死定了，大家痛哭而返。可就在这个时候，船上一个叫普兰德的英国人用对照片的方法找到先父，把一道‘皇上已崩，急捕康有为，就地正法’的电旨拿给他看了。然后，这个英国领事馆的人，让先父马上和自己一起坐小轮船登上英国兵舰。刚上了兵舰，上海道派来搜拿小船便靠了重庆轮。小愚，这又是不是命定？先父在船上情绪很坏，以为皇上已被西太后和荣禄杀掉了，便也想去死。在船上他写了一首诗，我现在还能背出来——‘忽灑龙翳太阴，紫微移坐帝星沉。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青天夜夜心。’先父做完诗，又写家书，和大家诀别。那个英国人看到这个样子，就说：‘皇帝的死讯还没有证实，请康先生忍死须臾。’在英国两艘兵舰的护送下，先父到了香港，知道了皇上还活着的消息。所以，后来先父对我们家人说，这次脱险他有十一个可死的机会，只要碰上一个就没有性命了。”
讲到这里，康同璧举起手指像数数一样地说：“小愚，你看南海先生有多少可死的机会。假如皇上不催他立即离京，那一定是死了。假如西太后的政变早一天发生，那一定是死了。假如迟一天出京，那就会在南海会馆被捕，一定死了。假如在天津住客栈，搭不上轮船，那一定死了。假如乘的是招商局的海晏轮，英国领事馆的人就无法救他，那一定死了。假如追他的飞鹰兵舰不是因为缺煤折回天津，那一定死了。假如烟台道不外出，接到电报就派兵截拿，那一定死了。假如那个英国人不派兵舰护送，半路被截，那一定死了。——小愚，你看先父就有这样多的可死机会而不死，不是冥冥中有鬼神护佑，是什么？我说这就叫命运，叫命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
接着，老人霍地起来站到我跟前，说：“不要看现在你爸爸倒霉，他的命终归会好。别看红太阳现在红，连他的夫人也红，将来这一家人的命，都不会好的。小愚，你不要笑，我说的是真话，老实话，正经话。”我的确笑了，却笑得有些勉强。
康同璧觉得我似乎不大相信她的断语，便神色严肃、拍着胸口大声地说：“你爸爸命中注定，不会有事的！除非章先生他自己不想活了。你放心地去成都吧，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你遇到困难，还有我呢！”显然，老人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忘记了终日吃豆腐乳的处境，忘记了夜间起身艰难挪步的年纪，更忘记了外面的红色恐怖。我流着眼泪，扑在了她的肩上，仿佛在恶风扑面、腥雨满地的时候，有人护卫我，向我张开了双臂。
是的，一切死生之说、任何存亡之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却又难以预知。后来的事情，恰如康同璧所言：一年之后，父亲死于病。终极原因是自己不想活，是包括亲人在内都难以理解的心灵创痛，精神孤独，以及耻辱，疲惫，消沉。这使得他决意告别这个已是一无所求的纷繁世界。生命之于父亲，真是一个过于奢侈的字眼，胸中填满了痛苦与悲愤，走了。而这，不正是康同璧所说的命运或命定吗？
我返回成都，即被革委会关押，失去了行动自由。（19）69年秋，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我，抱定最后能看上母亲一眼，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的决心，半夜翻墙逃出川剧团私设的牢房，纵身跳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站在车厢厕所过道，两天不吃不喝不合眼，回到了北京。当晚母亲告诉我，在父亲去世（1969年5月17日）后的三个月，即1969年8月17日康同璧病逝。
老太太最初不过是患感冒，先在家中调养。不想，病越来越重，便送进医院，搁在了观察室。窄窄的床铺正好对着门口，穿堂风儿吹个不歇，过往之人走个不停。罗仪凤一再恳求，是否可以转到病房。
院方的人白了她一眼，回答说：“你母亲不就是个社会名流嘛，这么呆着就行了。”
几天后，康同璧死在了观察室。
记得一次闲聊，罗仪凤对我讲起西方的一则故事。她说，在一座大楼里，住着许多国家的人，有英国人，法国人，犹太人，德国人，还有中国人。一天夜里，大楼突然起火。只见英国人去救妻子，德国人去救女儿，法国人去找情人，犹太人去拿钱袋。而中国人呢，却背着老母亲向楼下快跑。——她的故事惹得我哈哈大笑。笑后，忽然觉得我的罗姨，不正是在中国政治风暴中，驮着母亲疲劳奔跑的人吗？现在，母亲从她的背上滑落下来，她或许可以喘口气，歇歇脚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我潜逃回京的短暂日子里，经母亲周密安排，我见到了罗仪凤。时隔一年多，她形容尽变，变成了一个老妇。两鬓和眼窝深陷，脸孔呈铅色。本已瘦弱的她，仿佛全身仅由骨头和神经构成似的。特别是那双曾经美丽的眼睛，像撂荒百年的土坡，全无润泽之光。算来她恐怕还不到六十岁，这岁数在国外正是好吃好玩的好时光。革命之于她，真的如自己所言——可谓经脉尽断哪！
她直勾勾地看着我，说：“小愚，我们见面了。可你没了爹，我没了娘。”
我俩抱头恸哭。她只坐了半个时辰，即起身告辞。
母亲留饭，她谢绝了。说：“走这一趟路，只为看看小愚。”
母亲执意送罗仪凤到公共汽车站，回来后对我说：“可怜仪凤，走路比我还要慢，说话的精神也没有了。”
让我不解的是，罗仪凤本人好像未受到什么政治迫害，怎么变得如此孱弱，凄凉？
母亲说：“康老死后，仪凤的哥哥还是渺无音信。革命政权规定所有私房的产权一律交公，那么租给外交部官员的房租收入，也没了。断了经济来源的她，粗茶淡饭，节俭度日。在辞退帮工的时候，家里的男佣老郭和二陈提出，要仪凤每人给三千元安置费，否则就闹到居委会去。康家哪有钱？仪凤胆小，不敢得罪工农兵和街道的人，明知是敲诈，也只得忍气吞声。为了凑这六千块，她都快急疯了，白天找人托卖家具、衣服、杂物；夜里焦虑，失眠，哭泣。泡在这样的苦日子里，她能不老吗？到了冬季，仪凤自己已烧不动锅炉，只好烧壶开水，灌个暖水袋抱在怀里。过着这样的穷日子，她能不老吗？再说，以往所有的生活内容及全部的社会关系，都断了。好比终日坐在一口枯井里。所以，仪凤的老，是从心老开始的。”
母亲的话，像一根根钢针刺痛着我的心。而此刻的罗仪凤可能坐在电车里，躲避着别人的注视把脸朝着车外，死寂般的眼睛望着变换的街景，想着渺茫的未来……
整个晚上，我都在竭力思索，力图给我的罗姨寻出一条新的生路。结果，什么也没有想出。旧梦已逝，新梦不来。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她是做不出新梦的。她的处生之道，为新社会所不容。而新政权所倡导的整齐划一的生活、观念及思维方式，又把她的心灵最后一条缝儿，都封没塞绝。这样的特定人物及其生存情境，不禁使我联想中国历史上的遗民。难怪研究明清之际士大夫问题的学者说，中国历史上“遗民多有祈死，待死，以生为死者”。⑤而父亲说，康氏母女是中国最后的贵族，看来也是不错的。
我不知罗仪凤什么时候去世的。后来得知：在“文革”后期，因街道积极分子和男佣的检举，罗仪凤曾被关押，令其交代与司徒雷登的反革命关系。因为她16岁考入燕京，年纪最轻，功课最好，深得这位洋校长的赏识。罗仪凤早就说自己是惊弓之鸟，怕的就是政治。我想，正是中国酷烈的政治折了她的寿。况且，灵魂高贵的人往往脆弱。
1978年春，我平反出狱，回到了北京。
一年的除夕，母亲带我去新源里聂绀弩家，给聂老做寿。中午，吃罢寿面，母亲即刻告辞。我很纳闷儿：母亲往常要呆很久，今天为什么例外？
离开聂家，母亲便告诉我：“托人找到了罗仪凤后来居住的地址，好像就在这附近，今天咱们一定要去看看。”
母亲一路走，一路问，根据字条上写的楼号、单元号及门牌号码，我俩终于来到了一栋普通居民住宅楼的底层。这个楼很旧，公共通道里的光线暗淡。按动门铃后，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妪开了门。
我惊呼：“这不是林女士吗？！”
“你是小愚吧？”
除了满头白发，林女士的样子一点儿也没有变。那时她不显年轻，现在也不觉衰老。她对我母亲礼貌又谦恭，犹如当年对待康同璧一样。
她告诉我们：“康老和罗小姐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保存着。”说罢，转身打开房间里面的一扇门。
原来这是一个两居室的单元房。里面的这间屋子，比外屋略大一些。家具，皮箱和杂物堆满了整个空间，一直堆到天花板。我仔细辨认这些旧物，想找到一件小东西，留做纪念。突然，我看到了那张黑褐色菲律宾木质圆形餐桌，那曾经摆着豆腐乳和烤馒头片的餐桌，那放着一小碗燕窝等我去喝的餐桌。蓦地，一阵隐痛浮上心来。
“你今后怎么处理这些旧物？”母亲问林女士。
她答：“不处理，我等着，等着康家的亲属。康家的人不来，我就这么守着。”
和林女士分手的时候，她向我们深鞠一躬，并连连道谢。
回到家中，心情无论如何也好不起来。晚上，全家吃过年夜饭，围着九寸黑白电视机看节目。我的眼睛在看，心却飞到了东四十条何家口。“瀚海漂流燕，乍归来，依依难认，旧家庭院。”我想起了那里的柴扉，石板路，御赐太平花，被挖走的榆叶梅，被开水浇死的玫瑰，还有我睡的窄窄小木床……
夜里我和母亲并排躺下。母亲累了，可我毫无睡意。
我问母亲：“那东四十条何家口的大宅院，是康同璧自己的房子，属于私产。林女士应该在那里替康老和罗姨守护遗物。”
母亲说：“那宅院早让别人占了。”
“谁占了？”我问。
“叶道英。”
“是叶剑英的弟弟吗？”
“是的。”
我喊道：“他凭什么占康家的私房？”
“江山都是人家的，还说什么房子。”
“混帐。”我翻身爬起，在监狱里学会的脏话，不知怎地竟脱口而出。
母亲厉色呵斥，命令我改掉狱中恶习。我乖乖地躺下，望着漆黑的天空，最后一次见到的罗仪凤那灯干油尽的样子，就在眼前摇来晃去。我心想，如果罗仪凤像我能学会骂人，她一定会像我一样活着。
我曾打听康氏母女骨灰的下落。得到的信息是：由康同璧儿子出资，由政协出面，将康同璧母女安葬在福田公墓。那时儿子已经坐上了轮椅，无法飘洋过海参加母亲和妹妹的葬礼。而她们母女所保留的康有为的遗墨、手稿、藏书，其中包括那套珍贵的《大藏经》，按照康同璧生前的遗愿全部无偿地交给了国家。
事情到此，总算有了一个“入土为安”的结尾。但我转而又想：康同璧在北平和平解放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是有贡献的，再说人家母女把上等宅院和珍贵藏书都上缴了，捐献了，怎么一块不足三尺见方的墓穴加两个骨灰盒，还要远在美国的儿子出资？难道康同璧的资历和贡献，还抵不上我们的一个副局级干部？
在已无神圣与纯粹可言的今天，受人敬重的康同璧是一种绝响；我能去敬重并感受她，是一种福祉。
【注释】：
①：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六节载：“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研精史籍，深通英文。去年孑身独行，省亲于印度，以19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近得其寄诗二首，自跋云：‘侍大人游舍卫祗林，坏殿颓垣，佛法已劫。然支那女士来游者，同璧为第一人。’诗云：‘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灵鹫高峰照暮霞，凄迷塔树万人家。恒河落日滔滔尽，祗树雷音付落花。’”
②：载涛（1887—1970）姓爱新觉罗，字野云，满洲正黄旗人。1890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同年晋为不人八分辅国公。1902年袭贝勒。1908年12月加郡王衔；同月与铁良等任总司稽察。清廷新设禁卫军，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1909年6月管理军谘处事务。1910年2月赴日、美、英、法、德、意、奥、俄八国考察陆军，5月派任赴英国专使大臣。1911年5月任军谘大臣；其后任蒙古镶黄旗都统。1912年1月，与载洵等组织宗社党；3月宗社党解散。1917年7月张勋复辟，溥仪任为禁卫军司令；同月复辟失败。1918年徐世昌任为将军。1927年6月任翊卫使。1931年1月，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1949年后，历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970年9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③：储安平《英国采风录》第73-74页。1949年观察社出版。
④：赵君迈（1901-1988）湖南衡山人。毕业于日本成城中学，后赴美国留学，先后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和诺维支骑兵学校。1928年回国，加入中国国民党。1930年任浙江教导团团长。1936年任财政部税警视察长。抗战期间，任湖南省盐务局局长，衡阳市市长兼警备司令。1942年被选为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员。1945年任吉林长春市市长。194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2、3、4届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7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⑤：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345页。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2年8—11月于守愚斋）
转自：《爱思想》 原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51-8.html
子实 2013/12/23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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